来源：乌有之乡，2021.11.09
作者：褚毅平
摘要：“占领华尔街”这一现代史上最重要的政治具象的快速死亡和被遗忘，有着几方面的启示。西方民众逐渐发现，他们的感觉经验与新理性差距越来越大，他们也感觉到与新理性的维护与实践者——当代精英群体之间的疏离。真正的理性政治像保守主义一样尊重常识和事实，一如他们将分清敌友和决断当做政治首要问题。这样的理性已经被世俗化精英有意识抛弃，它的再次振兴可能需要一种直接面向大众的哲学。
看到钟伟教授在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的文章，“从现代货币理论看传统货币理论面临的挑战”。该文在主流门户网转载时增加了新的标题“三观尽毁还是三观重建？从现代货币理论说开去”。（1）笔者与钟教授虽从未谋面，但二十年前在万科“经济人俱乐部”网上多有交流。该文对现代货币政策作了总揽性回顾，提纲挈领而不失坦诚与深刻。比如，他指出功能财政意味着国家税收制度的根本性失败，其货币化本质上是对净储蓄人征收铸币税。再考虑到收入分配的失衡及不同群体收入的名义税率与实际税率或避税条件的反差。那曾经丰润的橄榄型社会经济结构又重回经典的两极分化形态。这样的分析，已经超越经济学范畴而成为政治议题。不由让人联想起“占领华尔街”的著名口号：“我们是99%”。更重要的是，就如新冠疫情给人们带来的困惑与无奈，少数人的垄断与操纵，穿透国际边界、漫及一切领域，已经不仅是现象而是作为一种自我加强的趋势而存在——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没有哪个时代人类面对像今天这样迫切的威胁。
我为钟教授将经济学话题上升到哲学价值观层面感到高兴，哪怕仅仅是一个标题。在笔者看来，标题的改变不仅增加了流行和公共话语的谈资，事实上这一话题本身是具有深意的。钟教授对经济学“三观”变迁的描述，给人印象是，一方面疑虑其可持续性乃至道义性，一方面又似乎不得不追随“进步主义”立场，以至于用物理学的时空观变化加以附会。这颇与人们日常里对所谓“三观”变化的感受和议论相吻合：既感叹世风日下又无可奈何地顺应。我立刻被这个话题所吸引，并自然而然地将意识展开至更广的范围——现代性问题。进一步理解，将当下西方国家货币理论和政策观念的变化与流行的三观说相联系，看似不经意的修辞，却更可能源自下意识灵感。反映出专业的反思首先是作为人的反思，专业的规程约束无法始终遏制人的灵魂闪现。用柏拉图式的话语描述，它是灵魂的稍纵即逝的“双重晕眩”——对存在之所应是产生的惊奇；对善之未成其为所是产生的愤怒。（2，p22-24）另一个因由是，如今人们热议三观问题，反映出对于当今世界泥石流般奔泻的社会律动的普遍的意识反弹，然而成效如何将取决于反思的深度与合理性。
钟伟的文章也勾起笔者的回忆。对于包括自己在内的很多人来说，从多年前经济自由主义的拥趸到今日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者，需要给出一个哲学上的解释。本世纪初中国自由主义思潮达到顶峰并开始分化。诸多学人以回归东方传统的路径抛弃西方当代思想，如当年同为“万科周刊”网版主的姚中秋（秋风）教授回归儒家保守主义；再如更有代表性也更复杂的刘小枫的以“回归古典”进展到某种国族主义思路。这一类思想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它囿于特定的民族性乃至民族国家竞争性，缺少了对现代文化的整体反思，不能从根本上找到现代性在价值上的失败的成因。对于迫在眉睫的现代性的“历史终结”前景，这一缺陷将是致命的，因为它无法整合甚至本身就在破坏抵抗这一趋势的力量。
一、现代性反思的前提与路径
现代西方主流思想（现代性）的问题，与其说是西方思想的局限，不如说是背离西方思想传统的结果。其裂痕最早应追溯到基督教进入罗马造成对古典文化的毁灭性打击，进一步，人们还可以看到东西方古典政治思想从根本上来说是一致的。因此，从理性或思想逻辑的范畴澄清和反思西方现代思想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笔者思考的结论是，近现代西方思想尽管千变万化甚至相互抵牾，但它们的兴起主要是服务于（垄断）资产阶级的目的，至少从后果上看，我们可以将这个观点视为值得研究的合理推测。进一步说，现代性理论很可能是人为选择与经营所成，而非自然的结果。关于此，维尔纳.桑巴特对资本主义肇始的杰出研究提供了合乎常识的视角，但却被学术界或唾弃或无视。另一方面，科技文明（它极大地影响物质生产方式）主要呈现为自然方式，因此也是必然的。故，现代性反思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要摒弃一切教条和经验性成见（前者常表现在理论研究如社会存在与意识的统一性或决定论思想，后者体现在大众认知——干脆将物质和技术文明等同于文明本身），来探讨二者的关系。这里强调二元化分析并不否定二者间可能的联系，而是主张基于客观性的科学意义上的必要还原。由此可能揭示新的见识，比如，文化意识对技术发展路线的影响；宗教与人类历史和政治的关系。桑巴特的工作正是对马克思和韦伯的二元概念进一步还原，与后者呈现的抽象的理论的资本主义不同，桑巴特描述的则是具体的、真实的资本主义。无论是逻辑还是实证意义上，桑巴特的方法合乎科学规范。起码，他提示了我们的灵与肉正在经历的现实世界不同于理论演绎的资本主义范式的可能性。事实也是如此，“有教堂的资本主义”教堂成了摆设乃至资本家哄人的玩意儿，伴随其意志象征的华尔街不断壮大，资本主义也在加速扫荡。时间似乎站在桑巴特一边。毋庸赘言，人类最大的危险就在于最坏的文化意识形态与最发达的科技文明的结合。不幸的是，它似乎正成为现实，即眼花缭乱的物质技术包裹着伪善、虚假的政治理论核心的社会形态。鉴于这样的分析工作过于庞大复杂，这里仅从一个点导向上述结论，即现代政治哲学的反柏拉图动机之幽暗之门。
不管是经济领域还是政治与社会生活领域，所谓的“三观”归结到最后仍然是个哲学问题，它从古典时代就一直被讨论。撇开已可以归属纯科学范畴的世界观，它就是关于由理智判断的善恶观、借情感审视的美丑观、以欲望衡量的高尚与低俗的生活观。在柏拉图看来，正义便是理智在激情辅佐下达成对欲望的驯服与和谐，而正义乃至所谓“三观”问题与现代性反思从根本上是联系在一起的。笔者相信，施特劳斯对现代性批判应该是最恰当的入口。他批判之深入涉猎之广泛，似乎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分析支点。正如加拿大学者、施特劳斯学说敏锐的批判者莎迪亚.德鲁里所言，施特劳斯的观念并不轻率且非常流行，理应受到严肃对待。“无论他对伟大著作的评论多么奇异，它们还是充满了有价值的洞见，对那些不寻求用哲学工具亲自阅读这些著作的人形成了挑战。除此之外，这些评论更多的不是解释，而是与文本的对话：它强迫文本和读者服从于施特劳斯的逻辑。”（3，p315）这个评价非常耐人寻味,德鲁里在此指出了施特劳斯评说的重要特征。值得施派人士、自由派、民主派和社会主义者关注。对于抱持不同价值观的人们来说，面对实际上无法回避的严肃问题，不能以自说自话来应对，即必须还原各自的理论到自身的前提，并对这些前提进行反思。这里尝试做一些简略的讨论。
应该看到，不管人们承认与否,不管是主动推进还是被动卷入，经济决定论（就它的广义而言）事实上早已在相当程度上成为人类普遍意识，或更准确说成为了统治性意识形态。其标志性结果之一是经济的全球化。另一方面，对资本主义反思和批判尽管从未停歇，却带来了资本主义的一轮又一轮狂飙突进。似乎印证了列奥.施特劳斯的提醒，他对所谓的“现代性的三次浪潮”进行评析，指出对现代性的批判反而进一步推进了现代性。笔者认为，从现代性方向对现代化的批判是适得其反这样的观点，从大而化之的逻辑上说看似是正确的。例如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论断“解放”走向了自身反面，可以视为这一观点的现代政治注脚。更有意思的是，东方世界对平等主义之“解放”的再反思并没有导向对现代性的整体性思考与批判，反而在现代性框架下借放大私人欲望形成所谓集体崛起。这不得不令人怀疑和忧虑因此引发的国族主义冲突（亨廷顿将之归为“文化冲突”范畴就显得笼统而表面化了）本质上依然是现代性内部的角力游戏，其结果只是加剧虚无主义进程并借助其不断壮大的量能将之推向极致。由此，保守主义对于历史进步的论断向我们描绘了人类未来相当惨淡甚至绝望的图景，他们开出“返回古典”解药也不难理解了。
这里引出了几个问题。首先，返回古典是否必要以及如何可能？另一方面，基于进步立场的现代性批判是否真的没有积极意义？第一个问题既与古典思想对于当代社会的独有的批判视角直接联系，又与它能提供的建设性相关。在笔者看来，空谈古典毫无意义也绝无可能有成效。对此，一个针对性的具体观点是，返回古典意味着对东方而言它必然意味是一种人类历史和世界的大视野，而对西方来说则须警惕将古典理性之路导向所谓的神学或启示。本文将主要讨论这个方面。而对于第二个问题的初步思考是，合理的出路是将之奠基于科学分析基础上，去除进步主义虚妄的主观性之后，我们可能会惊讶地发现，进步即自然！因此，返回古典与进步殊途同归。事实上，这样的看法并非离奇，对于古典思想而言，从根本上说没有今日所谓的保守与进步、左与右的说辞。一个很好的范例就是，柏拉图既被视为保守甚至反动思想的代表，又是人类最著名的乌托邦理论的缔造者。深究起来，类似的看法可能同样适用于孔子。
二、现代理性及其实践者
作为起点，我们应将古希腊理性视为思想的基础并理解它与现代理性的根本差异甚至对立。施特劳斯在《自然权利与历史》一书作了系统阐释，他将人类正当性观念的变化归结为历史主义的流行。对此他提出有力的辩驳，指出历史主义相信一切思想都只是历史的，按照其自身逻辑历史主义也同样具有历史性。借此他为永恒的正义观念提供了一些底气。对于自然权利的历史性见识，施特劳斯主张“只有对所讨论的观点进行不偏不倚的分析——这种分析既不因那一观点的信奉者们的胜利、也不因他们的失败而被眩惑——才能教导我们某些与这一观点的价值以及此种历史变化的意义相关的东西。”他认为历史主义立场需要有稳固的基础，故它所依据的应该是哲学而非历史，而哲学乃是人类对于永恒秩序的追求。（4，p20，36）
笔者认为，观念的历史性很大程度来自人们的主观性。对此，这里可以提出更为简要的解释。首先，古典理性与现代理性在逻辑结构上有类似于欧几里得几何与非欧几何以及统计学等现代方法的差异，即现代理性及其自然权利论常常将其论证建立在主观的甚至虚妄的前提之上。然而这样的对于科学的模仿无视了一个关键：人文社会领域现代问题及问题的结构层面与古典时期没有变化，其研究对象都是人与不变的人性（结构）。这与数学和自然科学完全不同。科学研究的主观性通常能够在其系统中得以规范约束和处理，所谓“大胆假设小心求证”。那种区别原有问题层面、研究客体或时空的对新问题的解决并不意味对既有客观性的否定，同时也意味着视域的拓展与科学的进步。而人文社会领域的主观性本质上与理性的客观性要求相矛盾，直至抹去二者的区别。也正是因为主观性，其内部常常自相冲突，例如启蒙主义的自由与平等的概念。因此现代理性对现代科学方法的模仿从根本上说是错误的。当被植入到政治世界，它带来的更多是混乱乃至灾难。如果说科学因为价值的沦落而成为技术的奴仆，现代哲学则借着高尚的名义沦为政治的婢女。
其次，现代理性无视自然与社会、客观事物与人类主体的区别，将科学技术的实证原则代入社会领域。鉴于在社会领域它们无法满足科学实证的规范要求，哲学实证主义只是缺乏根基的墙头草，最终它更多成为权威的自我证实、自我强化和权力的工具。小到金融市场大到经济政策乃至政治模式，实证思维无处不在、无往不利，本应审慎的实践活动因之而放纵。学术、思想变成诡辩、投机和蛊惑的乐园。掌控思想文化的精英的堕落其影响更持久更广泛，更容易赢得获得合法性，就此而言，现代性正是脱离真正理性的人类精神意识的产物。
另一方面，实证主义倾向加剧了学术研究的专业化、形式化、琐碎化，与科学抽象化繁为简相反，这样的结果就是现代理性越来越脱离常识。当人们需要正确的思想决断的时候，学术又从婢女摇身装扮成女神，打着科学理性的名义扰乱前进方向。描述和解释现代理性的复杂多变性质是困难的。也许一个与试验技术相关的当代例子可以提供很好的帮助。新冠疫情爆发后，科技精英大肆鼓吹疫苗技术尤其是从未规模使用过的信使核酸（mRNA）技术，甚至被捧为政治正确，在其背后实际上是与金融资本相联系的医药公司的商业利益。此时，一切关于科学标准、论证都可以开绿灯，科学的物理隔离方法以及随之带来的清除新冠病毒的历史机遇都必须让道。此可形容为现代理性的堕落与迷狂。当人们追溯病毒源头，理所当然地将怀疑的目光朝向当今资本和科技帝国时，全球精英则几乎一致地或扮起科学严肃面孔沉默以对（这一姿态的科学表述叫做“无法证明”），或拉大旗当虎皮以科学名义轻率地指向它处，其共同之处即是无视这一问题关乎人类政治未来，不容豁免合理决断，以及资本帝国始终拒绝生物武器核查的基本事实。这展示了现代理性的奴颜与傲慢。显然，我们讨论的不仅是人或人格，而是导致人之行为的思想及其根源。
再次，技术主义的功利原则和工具化倾向。现代理性颠倒了科学与技术的关系，这是其颠覆古典理性的重要表现。鉴于工具主义固有的贬低人作为主体的价值的倾向，现代理性的这种模仿是拙劣的，它使得外在的、异己的力量控制和驱使人成为可能，并循环自证其合理性。于是我们能看到现代理性的一体两面及其荒谬性质，它以主观主义从前门冠冕堂皇解放了人，又以科学名义和技术主义从后门偷偷将人关进牢笼。查尔斯.泰勒曾总结现代性之三个隐忧：个人主义、工具理性及其政治后果——个体对公共领域的疏离与工业-技术体系相对人之目的的异化，从人的工具变成人的主宰，二者均指向人之自由的丧失。（5，p2-10）事实上，古典主义的解释更加简明通透，两者可以归结为心灵向欲望特别是个人的欲望倾倒。对于人的心灵来说，世界没有变（更准确说，物质世界的改善本更有利于心灵的平衡和完善），变化的只是人类灵魂自身——人类的贪欲随着物质的丰裕反而更加强大。灵魂挣脱理性而一发不可收地倒向欲望，正义亦即我们说的三观于是尽毁。
需要注意，主观主义和工具理性具有的矛盾和否定性格局，并不是对于古典自然权利的否定之否定进程，当然也不意味着对自然或客观性的复归。它们只是因为对于自然或灵魂的特定维度异化而形成结构性对立。这种现代性内部矛盾冲突反映的正是当代政治最为吊诡的样态，暗示所谓的左右之争的困境与思想维度上的贫乏。这样维度上的意识形态争斗有如柏拉图洞穴隐喻，它们只是正义理念被扭曲的投影。在此方向上探讨正义只能是缘木求鱼。如果说，柏拉图让人类离开洞穴，现代政治哲学则借着魅惑和幽暗之门将人类重新推回洞穴并徒劳无益地打转转。这个既不好但也许不算最糟的状态是可持续的吗？现实是冷酷的。当遭遇不断增强的垄断资本与技术结合的趋势性力量，这种如今主要呈现为左与右之间的平衡或妥协的洞穴政治生态终将被打破。这正是当下东西方政治的普遍情境：中间路线或第三条道路的调和主义走向溃败，这种共识本就是统治阶级营造的幻象。另一方面，在人们的心中并没有停止寻找共识，我们可以看到“占领华尔街”具有的来自大众朴素认知的象征性。由于来自民间的新共识蕴含巨大威胁，相应产生新形式的控制和操弄。政治极端主义流行和像生态主义等新政治业态出现意味着传统的单维度政治向二度空间的转变，但这样的变化并不表示人类政治思想更加健康，因为多元化逻辑上并不代表它与正义目标更近，更因为它主要被构思为一种欺骗机制，旨在阻止、破坏将“占领华尔街”从象征物提升为一种具有真正对抗性的普遍主义的意识形态。这种新幻觉政治看起来成功了，人们无所适从，要么进入布好的口袋阵，要么被彻底边缘化，落草而立，将抗争变成行为艺术或非理性宣泄。
“占领华尔街”这一现代史上最重要的政治具象的快速死亡和被遗忘，有着几方面的启示。其一，西方民众逐渐发现，他们的感觉经验与新理性差距越来越大，他们的权益不可能受到与现代理性融为一体的制度架构的保护，他们也感觉到与新理性的维护与实践者——当代精英群体日益疏离，因而走向行动主义。事实也是如此，新理性代表的时代精神总是铭刻那些虚假的历史印记，越是真确的东西越需要被这个时代忘记。至于抗争行动当然是困难的，尤其是现代观念很大程度本身就是为分化、瓦解那个大多数而构建的。其二，真正的理性政治像保守主义一样尊重常识和事实，一如他们将分清敌友和决断当做政治首要问题。但理性政治追求普遍本质和价值，反对将人的生存本能当做目的的狭隘和盲目，同时拒绝新理性和现代智者们玩弄概念（意识形态）游戏和欺骗伎俩。这样的理性已经被世俗化精英有意识抛弃，它的再次振兴可能需要一种直接面向大众的哲学。其三，人类面对的正是一种灾难性未来——现代技术条件下的普遍的、永恒的新型奴隶制！真正的危机在于，人们对当下困境的乐观主义理解。这种乐观主义主要是基于科技发展的物质繁荣趣味或虚假的现代政治架构的幻想，本质上它是庸俗的进步信念；或者，不承认当代政治平衡本质上是不稳定的，相信即使不会更好但也不会更坏，因此拒绝对现代性进行反思并从中吸取合理的营养，困顿于固有的思想上的束手无策。
附注：
1.http://finance.sina.com.cn/wm/2020-06-20/doc-iircuyvi9570256.shtml?qq-pf-to=pcqq.c2c
2.让-弗朗索瓦.马特：《论柏拉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3.莎迪亚.德鲁里：《列奥.施特劳斯的政治观念》，新星出版社，2010
4.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三联书店2003
5.查尔斯.泰勒：《现代性之隐忧》，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