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知乎，作者：laoyouchu，2023.11.30
这是“幽暗之门”未完成的的部分。扔在电脑里很久了。因为懒惰及特殊原因不想写了。今天看到刘小枫提到沃格林，我记起来我有一点想法。于是把这部分放在网上吧，互联网不就是这个用处吗？若有人愿意继续这工作可与我联系，不过我相信没人对反主流的东西感兴趣，不仅吃力不讨好还得承担哲学人的风险。
三、批判的陷阱
对现代性的批判绕不开尼采，而对尼采的评价则充满争议。尼采以激烈的方式拒绝哲学理性，他的代表权力意志的“超人”只能是幻象乃至本身即是恶。在其现实性上它只是破坏者，或者说借幻象进行毁灭的方式推动了现代性。可以对此简单加以评议。第一，尼采对理性的批判有意混同古典理性与现代理性，在唤起对现代性可以理解的抗拒的共鸣同时，也颠覆了理性的基石以及哲学本身。这种显而易见的错误恐怕只能归于他强烈的个人私欲或权力意志。第二，逻辑上，代表所谓高贵的权力意志乃是激情与本能，它的意义与价值只能来自纯粹的自证，不需要也不能需要来自哲学的辩护。当权力意志借用理性证明自身高于理性，它就已经证明了理性的优越。从自然历史看，当人类成为这个星球的主人即意味着唯意志生存哲学（如果需要运用理性去这么总结的话）赢得了这一过程而完成了自己的主要使命，自此它将自生自发的生存主题和法则让位于哲学和理性，而自己成为审美的对象及理性的辅助者。因此，尼采试图用他的哲学颠覆柏拉图的努力在智识上极其荒谬可笑。第三，古希腊理性来自对外部自然（规律）的认知，它也将人类纳入“自然”，这是西方思想的“天人合一”理念。理性追求自然（真理与正义）是人自身的需要，人类整体得以和谐而非仅仅某个集团或部分人从中受益；现代理性则可以被认为代表特殊利益，无论从它的主观性还是世俗目的都反映出这一指向。第四，尼采哲学实际上是带着古代面具的特殊的现代理性。就像今天普遍的看法，将理性理解为智识上的获取和运用，已获取它的影响力带来的好处，其反映的也是特殊目的与价值。尼采哲学与霍布斯理念构成现实世界关于权力意志的对立物（超人与庸人），其共同点仍然是本质上的虚无主义。近现代历史不断印证了这类现代理性因内在的撕裂造成的尖锐对立和冲突，更常常沦为他人有目的的工具。
——关于这一点，施特劳斯以显白方式作出了合乎传统与常识的的评价。。（劳伦斯.朗佩特。。。。。。。。），而他的隐微教育则似乎表达哲学之不可能。
德鲁里不无正确地指出施特劳斯的尼采主义特征，认为他追随尼采通过“哲学家-超人”将自然重新引入。区别仅在于，施特劳斯用马基雅维利式的政治审慎推销“新道德、新秩序”（3，p286-301）。这里德鲁里展示了其价值立场的最佳视角和敏感性，但她似乎同样继承了现代主义者对于民主政治的故步自封，像鸵鸟一样无视危机。她的“精英主义-民主”架构明显建立虚弱的的假设之上。（3，p316）德鲁里认为精英主义可以与民主相容，施行正确领导的精英的存在可以能够提升而非摧毁民主进程。这本身就是个矛盾，既然实现了正确的领导，又何须民主？抑或民主只不过是虚伪的形式，或者“正确的领导”只是一种假象。而最糟糕的一种可能是，这种精英-民主混合制要比单纯的民主或负责任的精英（譬如君主）专制更加的偏离正义，却被赋予道义和政治正确的外观而徒增迷惑性，不仅自身执迷不悟还引祸他人。问题出在这种分析模型的过度简化。它的单维度预设，默认来自两端的张力形成制衡。但如果我们将维度扩展至二度空间，现实的正义将被投射于其上，就很容易理解精英-民主模式可以偏离正义到何种程度。令人吃惊地是，这样的认识错误长期而普遍地流行。事实上，这正是当前西方政治的写照：被垄断集团愚弄和煽动的的大众与被笼络的精英傀儡，正义无反顾迈向“历史终结”的悬崖。可能正是这种智识上的自满，导致德鲁里忽视或轻率否定了施特劳斯古典主义建构的意义。
只要承认现代性反思，就必须考虑反思基础上的建设。真正的问题并非在炫目的“超人”概念，而在于落脚的哲学（理性）。德鲁里正确地指出施特劳斯的哲学家（在道德和高贵上）的不可能，看到其学说的败坏本性。但因为过于沉浸于现代性思想维度，她却在触手可及处忘记（更可能是故意回避）论证，作为超人的哲学家何以不可能。毕竟，对于古代圣人孔子、柏拉图，他们是严肃且真诚去实践的。令人欣慰的是，德鲁里在其后来的另一本著作中保留了亚里士多德的批评范式，即承认柏拉图的政治理念至少在逻辑上是正确的。她相信柏拉图的观念——不受法律限制的智慧者的统治——的吸引力在于哲学家显而易见的智慧和善。有意思的是，德鲁里同时拒绝了施特劳斯，她认同科耶夫的批评，认为施特劳斯理论实际上有削弱哲学的效果。“施特劳斯的哲学家具有如此隐匿的、宗派主义头脑，以至于很难严肃地看待他的智慧。宗派主义用教条主义取代惊诧。施特劳斯的哲学家摆脱了让一个真正的智慧者苦恼的疑惑和恶魔”。（6,p248）这里，德鲁里洞悉了施特劳斯的“返回古典”与真正古典思想的重大差异，她向人们展示了真正的民主主义者令人尊敬的地方——真诚而不盲从，执着但不排斥智慧。她看到真理之光，几乎已经步上走出洞穴的台阶，但囿于政治成见，“保守”现代政治构成她的基本动机，故而没有重视理论的建设性，在成功完成大部分对批判的批判之后遗憾止步了。本文将在后面继续这一进程，阐述施特劳斯开启了合理的反思之路但最终将人们引入更为幽暗之门。
谈古典理性却割裂其建设性只能让思想成为现实的旁观者。这种显而易见的思维缺陷在当今如此普遍，很难相信是一个完全自发的现象。学术的异化可能是现代性最重要的问题。专业化、技术化以及科层制倾向使社会科学学术越来越脱离实际需要，变成堆砌知识的迷宫、纯粹的脑力游戏。一旦它沦为权力和资本的工具——人类灵魂中理性的一部分被欲望收编，就立即成为自身的对立物。这种情况下，批判变成巧妙地辩护、浮夸的无根之木、真正思想的障碍与陷阱。笔者认为这可能构成当今世界以反智、反精英为特征的民粹主义不断兴起的部分解释，但这种批判的批判在提供了一些合理性与感官愉悦之后又何尝不是更大的陷阱？因此，建设性始终是不可缺少的检验标准。回到我们的主题。以人类久经淬炼的历史经验观察，柏拉图的灵魂结构理论预设是完满的，这种完满决定了柏拉图哲学的完备性。如怀特海所言，柏拉图以后所有哲学都是对柏拉图的注脚。但事实则是，柏拉图之后的哲学实际上都在颠覆柏拉图，这很可能就是西方文化危机的根源，也是现实意识形态冲突的内在渊薮。
四、两种现代性
。。。。。。。理论目的，智性活动，政治化，科学。。。。。我们可以看到，霍布斯。。卢梭。。。。尼采以简单粗暴的方式颠倒了柏拉图（指灵魂结构中的精神次序），为了贬低理性抬高他所谓的权力意志，不惜将柏拉图主义与基督教捆绑在一起鞭挞，而枉顾二者无论是理念上还是历史实践上的根本对立。他突出的审美价值与世俗世界的决绝，前者因为精神结构的反仆为主无法适应历史进化，后者则是混乱和虚假的，不过是捡拾古典思想牙慧却没有达到古典思想的反思水准。这是现代人反柏拉图最激烈也是智识上最粗鄙的形式。两次世界大战可以看成尼采哲学的实践，结果当然是空前惨烈的悲剧。国际垄断资本确立了自己的领导地位，现在它们的矛头就该指向新的敌人。
尽管柏拉图很难被归为现代意义上的保守派或进步派，但却同时遭到来自两翼的攻击。虽然不是本文考察的主要方向，但鉴于卡尔。波普尔著作影响广大，我们还是简单分析一下他对柏拉图的批评。无论按照现代还是古代标准，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对柏拉图的攻击可能是历史上最激烈甚至可以说十分刻薄。连他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多次在书中提前作出辩解。可这些解释并没有多少说服力，让人不禁联想起被罗马俘虏的犹太将军约瑟夫斯的《驳希腊人》。波普尔似乎对柏拉图赢得世人久远的尊重感到不满，指责柏拉图视个体为魔鬼，却一直被理想化。他引述伯克的话并加以驳斥。“伯克说柏拉图的目的是‘用和谐来取代自私和公民的不睦’”，认为这样的态度“使反人文主义成功地得到了推波助澜。。。，这样一来就为极权主义，尤其是对基督教进行反基督教解释的极权主义者，铺平了道路。”（4）。除此，波普尔还给柏拉图贴上集体主义、部落主义、种族主义、反平等主义等标签（5）。尽管他意识到观念发展的历史性问题并特意引述德谟克利特和伯里克利的言辞试图掩盖这种批判面临的窘境。（6）但他并没有真正给予解决，因为自由主义从根本上说就是历史的。这样的批判范式也不符合他的批判理性主义的知识演进逻辑。其次，最重要的，以自由主义立场指控柏拉图政治哲学，波普尔的批判在逻辑上构成循环论证。既然拒绝像柏拉图那样小心而不失严谨地推敲政治哲学基石，那么这种批判只不过是启蒙、取媚大众的政治讨伐和宣言书。实际上，正如我们前面讨论的，现代理性的政治哲学前提几乎都无可避免带有某种独断性。它不再把哲学当做“人类永恒秩序的追求，。。。人类灵感和激情的一个纯粹的源泉”。因此可以说，在雅典民主处死苏格拉底的2000年后，波普尔领导了一场关于哲学的、最终目的是杀死柏拉图的政治审判。正如施特劳斯恰当地指出现代性的一个特点，即哲学本身被完全被政治化了，被当成武器和工具。（4，p35-36）第三，我们省略对那些夸大其词、似是而非以至于意义不大的论点的争辩，仅关注一个可能是普遍的看法，即柏拉图主张集体主义。一个基本的视点是，柏拉图是立足于正义以及正义的实现，而非实现正义的形式。因此，若有某种方式能够实现或接近他的目标，没有理由认为柏拉图会拒绝采纳。这也正是波普尔不理解或假装不理解为何世人如此尊崇柏拉图的重要缘由。柏拉图的著述表明他是最主张讲道理（运用理性）也是富有道德情怀的真正的哲人。柏拉图并不排斥世俗世界，他深刻理解人的生活欲望的强大。
沃格林（3） 这种荒谬其实并不奇怪，就我们的问题而言，我们看到施特劳斯派大力鼓吹古典哲学，但是对于古典思想实践之大成者柏拉图在《王制》（即过去习惯的译名《理想国》，采用刘小枫等的译法，认为这一译法大体符合篇名直译也照顾到柏拉图关于最好的政制的内涵）指明的最好政治设计，则以精湛的辩术全盘抛弃。哲学的实践目的由此被偷偷消解。从技术上说，施特劳斯实现了反柏拉图思想运动之登峰造极。当面对理性与信仰、雅典与耶路撒冷的紧张和对立，施特劳斯要么坚持二元论，要么实际上选择了信仰。（4）很明显，柏拉图的理想城邦设计已不合时宜，但同样不能否认的是，柏拉图这一构想不仅在目的上而且在思路上深具启发。根本的原因在于他的正义城邦是正义的理念的现实投影，逻辑上是可靠的。现代人理应如亚里士多德的方式进行辨析、综合。神奇之二是，施特劳斯古典理论，使现代性的批判陷入了真正的困境，古典理性有意义的建设性不可能乃至不存在，而后现代批判只会推进现代性和虚无主义，于是施特劳斯的路数构成了关于法兰西斯·福山“历史终结论”一个严格而精妙的反证，即资本主义加美式自由民主已成为人类最后的阶段。准确说，它是“历史终结论”的修正版，施特劳斯为之加上了超民主、超法律、超国家的“理性”——一个只能由他所谓的哲人掌握的让人民安于资本奴役的铁律。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学术总是带有辩护性质，只不过这一次连一贯的温情脉脉的伪善面具也给巧妙地撕掉了。
现代性批判当然是有积极意义的。发现问题与发现无能。尽管看起来总是缺乏成效乃至令人绝望。现代性批判实际上只是反映不同人群的“意见”，现代人的狡黠恰恰在于学会了以理论化“科学化”的方式掩盖自身的主观性甚至蓄谋的恶意。结果就是我们看到的只是人们意见的流变，无法达到真正的辨析与综合。现代思想首要任务是恢复知性真诚，承认人类的问题要比科学简单得多。即便以最粗糙的方法我们就能发现现代资本主义离人类的目的有多远乃至越行越远。对人们的意见寻求最大公约数，大概可以得到“正义”这样的东西。很多人会争辩说，不同人有不同正义标准或“三观”，那么可以进一步寻找“最小正义”或者说从否定的方面建靠近我们的目的。我们会说抢夺、欺诈不是正义。但我们却惊讶地发现，现代人正在将这些基本的非正义制度化、专业化，并将它们叫做“文明”。资本主义声称，企业家创造需求。潜台词就是，尽最大可能利用人性的弱点。这实际上是将大众的幸福源泉自由自愿地通过“快乐”桥梁转化成资本家的利润。连现代经济学都充满了阶级性和讽刺意味：微观（少数人的）经济学讲成本收益，宏观（对多数人的）经济学教导奢侈浪费。对此桑巴特有很好地分析（5），尽管学术家们（按柏拉图的标准基本应归入智者之列）竭力贬低，但我认为桑巴特是现代少有的诚实且具有科学水准的思想家。现代资本主义路径鲜明地与主张灵魂中理性与激情相联合遏制容易膨胀的欲望的古典思想背道而驰。至于法治和民主，不过是摆设和垄断资产阶级的工具，马克思提出的这个论断今天我们可以从理论上给予简单证明。形式越是普遍越是被依赖，道德的作用越被弱化；技术和专业分工越深入，制度形式就越复杂越不可靠。在经济理性人假定下，法律和民主等形式架构必然崩塌或形同虚设。实践上如何古典 缘木求鱼 因此，从这篇文章展开下去
从皮肉里熬出来的哲学（马克西姆.高尔基语）回到马克思。
附注：
6.莎迪亚.德鲁里：《亚历山大.科耶夫——后现代政治的根源》，新星出版社，2007
5.6.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一卷，p205，209，256,34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7.参见
参见Leo Strauss ：The City and Ma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8
斯坦利·罗森：《哲学进入城邦——柏拉图《理想国》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施特劳斯 / 沃格林：《信仰与政治哲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列奥·施特劳斯：我们为什么仍然是犹太人 ，《犹太哲人与启蒙》华夏出版社2019
5.维尔纳·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