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知乎，作者：Ethan Speigel
【翻译】神秘主义力量和马克思主义革命：探讨《历史哲学论纲》中的犹太弥赛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瓦尔特·本雅明的最后一部主要著作《历史哲学论纲》引发了一个问题，即在他所见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景象中的犹太弥赛亚神秘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联系是什么。学术界对本雅明的文章有诸多极为不同的解读方式，试图诠释弥赛亚神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之间看似矛盾的关系。在其作品《火警》中，社会学家兼哲学家Michael Löwy将解读本雅明这部杰作的方法分类至三种主要流派，三者间在理论上都相互对立。[1]从这三种解读流派出发，Löwy提出了第四种文本解读方式，试图肯定本雅明同时是“马克思主义者和神学家”。[2]本文考察了Löwy的提议如何解释文本中的关键时刻，这些时刻展示出了犹太神秘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看似对立的相互依存关系。我认为，这些关键时刻揭示了在本雅明的历史唯物主义中，神秘主义如何必然地与马克思主义产生关联。本雅明通过再阐释犹太神秘主义，赋予一种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以活力，从而在其论纲中构建了这种联系。这两种对立思考方式的互补揭示了历史唯物主义者对过去灾难所需持有的立场。
在《启迪》的导言中，汉娜·阿伦特提到：“本雅明多年间为自己同时保留了[共产主义与锡安主义]两条道路；在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他仍然坚持思考前往巴勒斯坦的道路”。[3]毫无疑问，“两条道路”的并存影响了某些学者研究本雅明历史观的视角。例如，Löwy指出本雅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从马克思主义和弥赛亚主义中汲取灵感。”[4]然而，在Löwy看来，上述被称为“唯物主义的”和“神学的”解释流派解读时非平等地对本雅明思想中的一条“道路”赋予过多的价值而忽视另一条。[5]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在对文本的唯物主义解读中，将其中的神学维度仅仅视为一种隐喻性的工具；格尔肖姆·朔勒姆则相反，认为本雅明挪用马克思主义仅仅是为了阐述犹太弥赛亚式神秘主义。[6]此外，Löwy还指出了第三种“矛盾流派”，这一学派认为本雅明确实试图赋予马克思主义与神秘主义犹太教同等的价值。提出这第三种流派的学者，如尤尔根·哈贝马斯，主张本雅明试图调和两者反而只暴露了它们之间根本的不可兼容性。[7]然而，Löwy的诠释方法的优点在于，他既不偏重于本雅明思想中某一来源的影响，也不试图找到两者之间的调和点。相反，他尝试将本雅明的历史哲学解释为“[弥赛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一种相互吸引与相互强化”。[8]因此，这种方法延续了阿伦特的比喻：本雅明的思想仿佛一只脚踩在犹太神秘主义之路上，同时又在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之路上前行。
《历史哲学论纲》的开篇论纲描写了一个寓言，这个寓言描绘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对被削弱的神秘主义神学力量的依赖。在第一论纲中，木偶-侏儒寓言表达了本雅明的神秘主义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赋予生命的能量。在前几句中，文本会让读者预设那个下棋的木偶是全凭自身的机械能动性在移动（因此本雅明在最开始使用了“Automaten”一词）。[9]然而通过插入一句话，一个出人意料的意象突然进入了这一情景“其实，一个棋艺高超的驼背侏儒正藏在游戏机里，通过线绳操纵木偶”。[10]如此突兀揭示出木偶，在实际上，并无自主能动性，因此只是对毫不知情的对手看来像是一个自动机而已。Löwy指出，这些对手是法西斯主义的支持者及他们所推崇的历史观，即，历史主义。[11]对于本雅明来说，那些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崇拜者们仍然误以为木偶有自己的能动性，并能够凭自身不战无不胜的力量击败法西斯主义。[12]这个木偶，“名叫‘历史唯物主义’”，[13]实际上只有在偷偷依靠那“又小又丑”（或者说“枯萎又可鄙”）[14]的神学角色时，才能战胜其对手。也就是说，历史唯物主义这套机械装置实际上从依靠在其背后的神学驼背侏儒那里来汲取生命力。在这里，就显现出一种依赖关系，对于本雅明而言，马克思主义史学被捆绑于一种枯萎的，却仍可赋予他者生命力的，神秘能量上。
第一论纲中的这一图像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的机械论信条如何依赖于隐藏神学的生命力，同时也揭示了这种关系的彻底逆转。换句话说，侏儒与木偶需要彼此才能击败坐在棋盘另一边的敌人。本雅明在这一开篇场景接近结尾处实行了这种逆转，他指出，历史唯物主义需要“神学助它一臂之力”。[15]这一图像的逆转因而表现出，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仆从，神学那枯萎的力量也依赖于一个外在的身份。Löwy写道：“对于本雅明来说，神学本身并不是最终目的；它的目标不是对永恒真理的不可言说的沉思……是服务于受压迫者的斗争。”[16]Löwy指出，本雅明再阐释了一种神学的视野，在其中神学不再优先考虑其自身的内在目标，而是“藏在游戏机里”，[17]并为一种不同的对眼前世界的思考方式赋予生命。驼背侏儒不能暴露给对手，否则就会破坏那自主下棋木偶的假象；因此，侏儒展现出他的技艺，以确保木偶的胜利。本雅明神秘主义的秘密力量需要通过唯物主义才能以一个具体的方式表现出自己的生命力。
在第二论纲中，本雅明指出了个人面对过去时所持的一种姿态，他写道：“那种能唤起嫉妒的快乐只存在于我们呼吸过的空气中，存在于能和我们交谈的人……换句话说，我们关于幸福的观念牢不可破地同赎救的观念联系在一起。”[18]个体之所以会嫉妒这种幸福的观念，是因为他把预知的体验视为未被实现的。无论是个体对自己的记忆还是集体对自己的历史，他们都渴望与过去之间有一种幸福的关系，在那里每一件事都显得完全实现、未曾受损。这种当下对过去未被实现之事的实现状态的渴望，在本雅明看来，与救赎（Erlösung）的观念密切相关。这种对过去进行救赎的观念，与朔勒姆对卡巴拉中的修复（תיקון）[19]概念的诠释产生了共鸣，这一概念对本雅明的思想影响极大。[20]尽管与卡巴拉有所共鸣，本雅明却偏离了传统的弥赛亚主义，他将救赎的力量赋予了人类自身，而不是一位神性的弥赛亚。[21]本雅明以一种激进的方式再阐释了这一卡巴拉原理，声称人类保留着“一种微弱的弥赛亚力量 [eine schwache messianische Kraft]”[22]，可以救赎那些过去数世代未被实现的目标。
也揭示了这种关系的彻底逆转。换句话说，侏儒与木偶需要彼此才能击败坐在棋盘另一边的敌人。本雅明在这一开篇场景接近结尾处实行了这种逆转，他指出，历史唯物主义需要“神学助它一臂之力”。[15]这一图像的逆转因而表现出，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仆从，神学那枯萎的力量也依赖于一个外在的身份。Löwy写道：“对于本雅明来说，神学本身并不是最终目的；它的目标不是对永恒真理的不可言说的沉思……是服务于受压迫者的斗争。”[16]Löwy指出，本雅明再阐释了一种神学的视野，在其中神学不再优先考虑其自身的内在目标，而是“藏在游戏机里”，[17]并为一种不同的对眼前世界的思考方式赋予生命。驼背侏儒不能暴露给对手，否则就会破坏那自主下棋木偶的假象；因此，侏儒展现出他的技艺，以确保木偶的胜利。本雅明神秘主义的秘密力量需要通过唯物主义才能以一个具体的方式表现出自己的生命力。
在第二论纲中，本雅明指出了个人面对过去时所持的一种姿态，他写道：“那种能唤起嫉妒的快乐只存在于我们呼吸过的空气中，存在于能和我们交谈的人……换句话说，我们关于幸福的观念牢不可破地同赎救的观念联系在一起。”[18]个体之所以会嫉妒这种幸福的观念，是因为他把预知的体验视为未被实现的。无论是个体对自己的记忆还是集体对自己的历史，他们都渴望与过去之间有一种幸福的关系，在那里每一件事都显得完全实现、未曾受损。这种当下对过去未被实现之事的实现状态的渴望，在本雅明看来，与救赎（Erlösung）的观念密切相关。这种对过去进行救赎的观念，与朔勒姆对卡巴拉中的修复（תיקון）[19]概念的诠释产生了共鸣，这一概念对本雅明的思想影响极大。[20]尽管与卡巴拉有所共鸣，本雅明却偏离了传统的弥赛亚主义，他将救赎的力量赋予了人类自身，而不是一位神性的弥赛亚。[21]本雅明以一种激进的方式再阐释了这一卡巴拉原理，声称人类保留着“一种微弱的弥赛亚力量 [eine schwache messianische Kraft]”[22]，可以救赎那些过去数世代未被实现的目标。
然而，克利的《新天使》与本雅明对它的描述之间存在一种突兀的不一致。与阅读第九论纲后人们可能形成的某种期待不同，历史的残垣断壁从画面中完全缺席。天使仅仅直视着观者。在他的文章《引述，反转》中， Ian Balfour描述了那种突出的意识，即：“我们就是天使所看到的，我们就是历史的灾难。”[27]第九论纲中的意象赋予了《新天使》那种突出的凝视以生动，以此将观者归进历史巨浪的残垣断壁中，将观者置于质问之下。
克利的天使那忧郁的凝视，打破了人们根据第九论纲的描述所形成的画面设想。天使那突出的凝视要求人们再调整看待过去的方式，正如Ian Balfour所说的：“要像天使那样看待，需要读者转身……上演一次反转。”[28]这种天使式的召唤，让历史学家转向过去，揭示了一种对秉持着一种服务于统治阶级权力与进步意识形态的历史观的历史主义的颠覆性替代。历史天使呼吁个体去站在历史唯物主义者的位置，以将过去的灾难视为“一场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的持续斗争”。[29]历史天使的文本意象，为克利《新天使》的凝视赋予了一种与本雅明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观念相连的生命力量。此外，将这种力量赋予《新天使》的过程，也提现了卡巴拉中修复[30]这一观念对本雅明思想的影响。本雅明通过描绘历史天使盼望修复过去那被受损的（das Zerschlagene）碎片这一形象，转义了修复的概念。不过，这种神秘的能量依赖于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外在原则，以指认出有何在历史中被打碎，即，那些未被实现的被压迫者的斗争。换句话说，历史学家需采取的面对过去的姿态，建立在马克思主义与弥赛亚主义之间的一种相互依存关系之上。
在逃离第三帝国的纳粹恐怖统治期间，瓦尔特·本雅明草草写作了一系列片段式的文字，这些文字融合了从卡巴拉神秘主义到马克思主义革命呼声的影响。本雅明最后这部作品的炙热力量并非产生于对立思想的综合，而是由于文本本身有爆炸性的力量，能同时传达弥赛亚性与革命性。在《火警》一书中，Löwy将本雅明作品的这一特性形容为“宗教与政治之间相互可逆、互相可译且无法单方面削减”。[31]本雅明对历史的设想成为了政治与神学之间动态关联的关键。历史唯物主义战胜法西斯主义只是因为到目前为止，有一种弥赛亚式力量指引着它的反攻，正如木偶只有在神学那隐藏的侏儒通过线绳操纵下才能赢得棋局一样。然而，侏儒本身在没有木偶移动棋子的情况，甚至无法下棋。历史天使召唤人类，让人类以历史唯物主义者的视角去看待过去，在废墟中搜寻被压迫阶级的碎片。从这些过去的残垣断壁中，那些在历史中未获救赎的人们荟集，而神秘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将其破译为革命的召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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