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乌有之乡，作者：褚毅平
简介：昨日中国政府发布“《关于新冠疫情防控与病毒溯源的中方行动和立场》白皮书”，这应该是中国以正式文件首次指控美国是新冠疫情的源头。但我认为该声明还是来的迟了，这个认知其实早应该在2020年就该有了。其次，白皮书依然延续着惯有的思想方法，即证据证明论，而没有从传染病规律与逻辑推理方向考虑问题。我认为这是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反映了自由主义的法律至上思想或法律思维长期洗脑，以至于取代了保守或传统主义的政治思维以及科学理性思维。在2020年作者即基于逻辑分析指出美国是新冠源头，而且这种分析方法进一步带来强结论，即指出武汉疫情极大可能是人为投放。鉴于当时言论环境，只能很含蓄地表达出来。在第一篇文中用黑体字标出。后来，中科大黄卫东教授发文呼吁石正丽不应当选院士，论证方法依然是实证性质，明显不够有力。于是褚毅平写了补充意见。这次做了比较详细的解释说明（文二）。简单说，第一，按照传染病规律，如果武汉是疫情源头（无论自然起源还是所谓病毒泄露），极大极大不可能传染至全球而竟然几乎没有波及中国其它城市。鉴于美国的早期数据，美国极大可能是新冠源头。第二，如果美国是新冠源头，疫情向中国的传播很大可能是多地发生而不是武汉“爆点”（这个推理方法张文宏也公开使用过，用以“证明”武汉是源头），因此，武汉疫情很可能不是自然传播而是人为。结合华南海鲜市场证据，人为投放及高病毒载量污染环境导致疫情。
值得指出的是，尽管上述论证只需要传染病基本常识和基础教育的分析推理方法，迄今为止，中国还没有一个有影响力的生物医疗业内专家站出来指证新冠疫情的真正源头及武汉疫情的元凶。相反，主流精英长期一味地强调新冠自然起源说。不得不说，这是主流精英政治道德与良知极度低迷的表现，是国家的耻辱，是社会主义教育的耻辱。不从根本上改变这样的精神状况，我们很难在即将展开的与强大的国际垄断集团的生死对抗中免于失败。
文一：从转基因、新冠疫情看技术危机与人类未来
褚毅平 · 2020-11-11 · 来源：乌有之乡
不断加速增进的技术力量无疑有助于垄断资本实现它的全球野心，民族国家最终将失去抗衡力而走向衰竭。历史由此终结，人类进入永久和平与奴役时代。
前些日子因为关注到基因编辑技术而写了一篇评论(“基因编辑技术专利纠纷与“叛徒”林帅亮”，乌有之乡)，其中简略地提及广泛争议的转基因应用问题。一些意见认为我的文字过于粗略而不知所云。本不擅长也懒于作文，记得当年转基因争辩最激烈的时候，我只是把我一些观点私信给崔永元微博就做罢了。这两天因为查找文献，偶然才注意到“华语智库”彭光谦先生好几年前的文章“八问主粮转基因化”(从中或许折射出反转舆论传播并不够广泛)，由此也注意到其后对该文的回应。在《中国科学报》采访现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所长林敏教授的报道中，首先让人吃惊的是，该报道用某战略问题专家取代真名实姓的做法。这是在彰显专业知识的不对称还是刻意抵消对方言论的影响力?抑或是一种特殊照顾，像老师对做错简单题目的学生那样?这不像正常的讨论!反给人以傲慢的印象。
林敏开始就指责对方缺乏理性分析，声称“我们认为，转基因安全问题本质上还是一个科学问题”。(魔鬼还是天使?——林敏回应“八问主粮转基因化”，中国科学报，2013-08-30)在我看，林敏教授显然并没真正搞清楚哲学或科学上理性这个概念的含义，他有意无意混淆了经典科学与实证科学及技术的区别，将一种技术当做纯粹的科学，并以科学的大旗当虎皮试图垄断话语权。科学理性思想源自古希腊，它以追求严谨的“证明”理念奠定今天科学的基石，欧几里得几何学首次展示了人类理性的魅力，直接影响了后来的科学发展。历经宗教压制后，以牛顿力学为代表，近代科学重新绽放，科学因为既严谨又富于力量变得如此神圣。以实验为基础的实证科学当然也同样源远流长，正因为理性的要求，它强调控制边界条件的可重复性实验。而主要以经验为基础的技术，可以说其历史与人类的产生和成长一样漫长。经验本身的不完备性、不确定性甚至不可靠性决定了技术的局限。
因此我们说，恰恰相反，转基因技术应用问题无论从本质和形式都不是“科学”问题。给科学加引号，意在再次强调这种在人类认知中已获得崇高地位的，以可靠基础为前提的纯粹理性的产物，它不需要也不应让外界参与。正因为科学的这一崇高地位，它的名号不断地为人所用，仿佛黄袍加身。以下，我们用的科学一词均指这样的定义。我们不妨撇开处于某种程度综合的或中间状态的实证科学，从几个看似极端却不失恰当的角度将科学和技术进行分析对比。
首先，目的不同。科学的目的是求真，技术的目的是求实用。从古典哲学看这二者更是对立的。在柏拉图灵魂说中，理性和欲望高度对立，正义便是理性在激情的辅佐下统摄欲望。科学显然从属于前者，而技术则主要服务于后者。现代人忽视这一对立关系，把科学和技术在知识上的合作当做价值上的伙伴关系，直至主仆颠倒。这里不妨顺便简单探究一下，为何会出现这种被现代人颠倒的关系且一直不被注意?笔者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尽管西方始终将古希腊视为自己的文明渊源并以此为傲，如逻辑学家怀特海所言，两千年的哲学不过是柏拉图的注脚。但细观之下不难发现，西方文明进程实际上一直是以反柏拉图方式推进的，且这一方式从基督教准确说从耶稣被陷害开始就充满着鲜血和欺诈。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摧毁古典希腊文化的正是借手(西)罗马帝国的基督教。古典理性以正义为目的并以此与人类真正的幸福紧紧相连。这一本应当做政治哲学公理的古代教诲被近现代思想抛弃(相伴随的正是资本主义的兴起)不能被视为自然而然的结果(在此我们不作展开)。它提示人们，与主流理论所述不同，现实中的资产阶级对人类公理的潜在而深刻的敌意，亦即，资产阶级不仅因为它的出生和成长需要颠倒理性和欲望的关系，而且可能因为它试图将占有和权力变成永恒而敌视人类公理以及对正义的追求。这意味着财富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失效，从而资本积累与人民大众的良性关系只是人们美好的假设。我个人曾经接受过这样的假设，今天，我相信至少对于垄断资产阶级而言，财富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是无效的。从历史和现实我们看到资本在攫取人类经济、科技进步成果的同时，将大部分科技和人文学术纳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资本与精英在共同篡改文明的定义，由此人类的目的被逐渐遗忘。这段解释性讨论将强化下面的结论。
阶级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对于以此为指导原则的国家和人们来说，认为美国人接受了转基因，因此中国也没问题的观点看似合乎常理实则或荒谬或虚伪。对于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美国人民没什么不可以被牺牲。无须探究美国的历史，新冠疫情不就是最新的例证吗?阶级分析理论同样可以说明，对垄断资产阶级来说，不仅自由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乃至女权和宗教等意识形态都是给世界人民洗脑以及挑起冲突和内耗的可利用的思想工具。
第二，科学与技术的检验标准不同。随着科学的发展，现代科技呈现两种不同趋势。其一，它处理的问题越来越复杂，变量和目标多样化，导致科学技术标准从理性要求的确定性变成概率统计意义上的可靠性，进而甚至还让位于经济性原则。其二，现代科技的能量越来越大，它一方面造福于人类，一方面也深刻地影响人类的生存状态，诸如对环境的影响、人的自由以及人所面临的不断被本应从属于自身的工具客体化的压力，直至对人类生存本身的威胁。相应地它要求更严肃的态度、更严格的标准。这种矛盾构成人类的现代危机之一。人们面对日趋强大而异己的工具，其背后则暗含着资本、技术精英与普通大众的对立这种严峻的可能性。
社会公众以不同角度以及也许不够专业的表达方式质疑转基因应用，实质就是要求相关科技界提供应用安全性证明，这其实非常合乎科学理性精神。反观之，相关业界只是以实证科学标准证明了其产品的特定功能，但在安全性目标上并未给出令人信服的证明。这是所有讨论的关键。科技工作应提供事实，比如，本议题中将转基因作为主粮实验10年、20年、30年或更长时间，给出有关安全性实证研究的结果，而将价值判断交给包括其他行业专家在内的社会，后者考虑风险收益决定采纳哪一种标准。就转基因应用安全性而言，不经过严格的实证研究，就以所谓的“科学问题”豁免自己“证明”的义务，或者让质疑者证明它不安全，这很不科学。
第三，从古代到现代，从求真的经典科学到务实的现代科技，需要承认人心不古、科学与技术价值观差异的现实。求真的科学人归于(内在的)荣誉，求用的科技人归于(外在的)名利。因此，当代科技人应该心平气和地接受公众信任度大大下降的事实及其合理性，承认科技工作的利益关系。将自利包装成伟大是最危险的，因为这不仅失去公允，还可能因此变得毫无节制。科学曾经高贵，如今它又在相反的方向被神化，科技家似乎就是和新上帝掷骰子的人。这对人类是幸运还是悲哀?很多人可能对这样的说辞感到不适，认为是对人类新宗教及其上帝的不恭。但作为哲学人不得不反问一个问题，为何比现代人物质经济状况恶劣许多的古代人，能如此单纯、淡定地追寻科学和哲学这些看起来没什么“用”的东西?今天的精致利己主义者们是否觉得生不逢时?以他们的信念、聪明才智还有干劲，理应比柏拉图、孔子、阿基米德们更能让人类变得伟大。反过来，如何保证这本质上由商人、资本家及其写手们拱出来的新宗教不是将人类带入没有回头路的深渊?
坦率说，我并不特别担忧转基因技术应用扩大化。它无非就是将实验室的控制实验变成社会实验，万一有问题，可能是一场大的人道灾难，但人类总有退出实验的机会。这大概也是急迫将转基因技术扩大应用的大资本的经济逻辑。在我看，最令人担忧的是具体行为背后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科技文化。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当代思想家沃勒斯坦，他们都认为应将整个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考量，其中，世界经济体是人类政治、文化存在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冷战后，资本主义经济以迅雷之势扫遍几乎整个世界，这是一种全方位多维度的传导，包括科技、法律、人文学术、传媒等领域都或多或少被纳入到同一个体系之中，且这样的趋势依然延续。一方面，自由主义者将之视为进步而欢欣鼓舞，另一方面，很多国人会拒绝这个判断，把它当做危言耸听。他们早已习惯于将马克思理论视作过时的教条。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给我们重新自我审视的机会，它有助于我们领略世界科研体制背后存在着的无形的联系，因为突发事件对系统的扰动容易造成无序反应，从而特别利于观察。
对于新冠病毒的起源，全球科技界令人惊讶地发出一致的声音，几乎是在用科技话语霸权压制不同的声音。他们众口一词断言新冠病毒源于自然，可以说完全丧失了科学精神和科学准则。有印度年轻学者发表自己的研究，认为新冠病毒是冠状病毒插入了艾滋病毒基因结构片段而成，不大可能来自自然。在承受科技“圈子”的巨大压力下，他们不得不从生物预印本网站bioRxiv撤稿。诺贝尔奖获得者蒙塔尼耶称根据他和同伴的研究，认为印度学者的观点是正确的。与一些专业权威的说辞相反，蒙塔尼耶指出新冠病毒基因重组很容易实现。鉴于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名声，蒙塔尼耶的观点在西方引起轰动，中文媒体给予了一些报道。于是，奇怪的事情又在华人科技精英圈再现。某著名院士已近乎侮辱的言辞抖出他所谓的蒙塔尼耶搞伪科学的历史，认为他早已脱离主流科学圈。然而结合政治观点看，这样的指控并不能真正降低对蒙塔尼耶科学水准的评价，反而暴露了世界主流科学界内在问题——面对科技霸主，站队可能已成不得已的选择。圈子的关系和利益往往比真相和正义更重要，否则就无法在这个实际上由国际大资本主导的圈子里成就自我。蒙塔尼耶恰恰没有这样大的负担。尽管如此后者依然将矛头指向中国武汉，但又不忘捎带上美国资本。指桑骂槐是我们中国人熟悉的套路，毕竟众所周知，中国极不可能拥有这样的基因工程技术能力也没有这个意愿。蒙塔尼耶的这番说辞或多或少反映了他的狡黠和老道，也说明这个圈子有多么沉重，
相比之下，美国拥有着汇集全球科技精英的实力，更重要的是，美国相关政策管制最为宽松。美国独家阻扰《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议定书谈判，使该公约成为一纸空文。这不能不让世人怀疑美国作为当今世界唯一拥有经济和科技实力发展生物武器的国家的真实意图。莱姆病在北美流行原因至今仍处在激烈争议中，人们广泛质疑美国军方实验促使该罕见病得以扩散(参见：http://www.81.cn/gfbmap/content/2019-07/24/content_239152.htm)。事实上，美国一直没放弃游移于和平与军事目的的相关研究，如被德法科学家公开质疑的美国防部的“昆虫盟国”计划。
正因为美国在经济技术的绝对领先地位及其一贯作为，它有充分的政治动机将新冠病毒自然起源说树立为“科学正确”，并以科技话语垄断影响国际舆论，否则世人的目光都会不约而同聚集于它身上。如此武汉和中国就事实上成为这种冒牌科学理论的牺牲品。中国和华人主流科技人或迎合或默认这既不科学也不合事实逻辑的结论，令人叹为观止。某深陷其中的武汉研究员以生命担保新冠病毒不是来自实验室，而是来自自然。这实在荒唐而可笑。她有义务和能力为自己的实验室挽回清白，但她不会不明白这番说辞其实也在为他国解套避责，后者无论从科学还是政治都是她无法担保的。中国人乃至全体华人为类似“科学”言论蒙受不白之冤和羞辱，也遭遇更多的更长久的歧视。当诸多国际政客无耻地重复着“武汉病毒”，中国科技人作何感想?如果忍辱负重可以放弃基本的正义准则，那么它的目的和意义又在哪里?
值得欣慰的是，华裔医学科学家罗盖教授向我们展示了真正的科学责任感和良知，他引用大量研究指出，美国大学和实验基地开发“功能获得性突变(GOF)对SARS冠状病毒人类免疫缺陷病毒(SARS-CoV/HIV)重组体进行了“涡轮增压”，并且第1次将其转化为世界上最强的、大瘟疫口径的生物武器。这便是2019新型冠状病毒的起源。”
(https://www.antpedia.com/wxarticle/index.php?id=473706)。有意思的是，对这篇以英文首发的重要文章，全球学术界和媒体一致地保持沉默。笔者用中英文分别进行搜索，转载极少，几乎没有评论，仅看到一则中国国际电视台颇让人玩味的简报。这不由让我们想起刚刚去世的一位正直的美国记者弗尔切克对现代资本主义言论自由的评论：它早已掌握并擅长运用一套机智的方法来应对批评。在我看来，这种利用信息爆炸及民众理性局限的基于统计学原理的言论控制要比粗暴打压更伪善却不失效率。需要用话语霸权的时候他们一哄而上群起攻之，不需要或难以应对时他们则一致缄默，装出对非主流不屑一顾的样子将对方扫入冷宫。
事实上，我们可以从疫情传播规律、社会行为等多种角度否定武汉是新冠疫情的源头。与防控政策无关，它无法解释封城前大规模人员流动并没有在中国其他地区成规模疫病流行，却以极少的人员流动制造了欧美的大爆发。它也无法解释为何疫情早期我们很多专家的认知判断明显低于基层眼科和急诊医生。真相只有一个。最大的可能正是，美国垄断集团及专业精英为掩盖自己的丑闻而祸害了世界!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为这罪恶的伪造工程开足了马力。套用索尔仁尼琴的话：世界正在被厚颜无耻的信念淹没，那信念就是，资本无所不能，正义一无所成。
如上所述，一切人道危机终将被人类的韧性所克服，因此它是可逆的。真正的危机是在人道危机背后的文化危机，是精英文化的堕落。尤其当科技精英背离理性与正义，基于自然而形成的知识垄断很容易成为资本的工具。国际金融市场清晰地显示了这样的结合，新技术代表的新经济正日益向人们展示大资本宣示的力量和方向。国际垄断资本无法制约地强化和扩张，结果就是所谓世界新秩序或“历史的终结”。在我们看来，人类距离这样的目标仅有一步之遥，全球资本主义完成征服进程可能只需要三十年!需要说明，无论是拥抱这一目标的自由主义，还是黑格尔及其现代阐释者科耶夫、福山的均质化理论，他们都是将工具理性取代理性，将某种形式正义——法治、民主、普遍人格等等，当做正义本身，因此都是对柏拉图的颠覆。即使他们作出一副古代情怀而对末人文化悲天悯人，依然是像尼采一样敌视真正的古代智慧。结果就是无一例外地成为资产阶级及其非正义的辩护士。
实践中的人们越是接近这样的“终结”，越能发现它不过是奴隶制的现代形式。末人平庸的背后是奴隶的无奈与悲哀。普遍人格只是幻象与虚荣，仅剩下奴隶间的平等。垄断资本统治下的新型奴隶制原则上并没有超脱马克思对于自由资本主义的评断：无产阶级只有出卖劳动力的自由。今天则应该补充一句：以及由资产阶级开发并诱导的消费的自由。不管他们愿不愿意，他们只能满足于这样的自由，否则，就该被关起来。——科耶夫从他的理论逻辑道出了统治精英的心里话。垄断资产阶级及其吹鼓手营造了社会流动的神话，为一代一代青年描绘成功与机会之梦，顺便将自己的道德虚无主义合理化，将法律当成摆设和玩偶。这不是什么新鲜的玩意儿，只不过工业文明和人类自身的智慧之花——科学技术让这场游戏看起来颇为真实。但若将时间轴延长至超过个体自然生命进入代际传承周期，就会发现它基本上就是一场西西弗斯悲剧。无产阶级和中产阶层以及它们各自内部的争斗反而进一步巩固了垄断资本的统治。垄断资产阶级一面巩固自身的团结，一面向人们灌输自由主义意识，割裂的个体无法找到真正的幸福和归宿。在这个意义上说，现代奴隶制要比过去的奴隶制更加反人性。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现代社会充满了压抑、孤独和幻灭感。
哲学上种种历史终结论，继承了一种坏的、非科学的所谓思辨文风，以大而化之的想象取代对历史和现实政治的严谨考证。历史终结被描绘成某种程度或类型的善的实现，事实上成为垄断资产阶级推行世界新秩序的理论工具。但是，这种哲学思想道出了另一种真实，即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以自由解放为感召造就原子式个体，不断瓦解民族和国家意识。保守主义将无力抗阻全球资本主义的冲击。因为从根本上说，表面上发自启蒙时代的进程其真正的源头在于对柏拉图的反动，保守主义只是这一进程的被动产物甚至就是它的一部分。
现代科技则构成另一种力量。科技工作依赖长期艰苦的知识学习和积累，天然倾向于垄断。因而科技业拥有对于外部社会的最高话语权。在其内部，少数精英往往有着绝对的权威以及自身更大选择空间。权力集中程度高于一般科层制。远比其他行业更为狭窄的人际空间、工作环境、退出成本高昂导致行业内中下层更小的选择和自由度。这些性质决定了现代科技业主要依赖科技精英道德上的自我约束。但技术的本质(无论它的价值取向还是生产要素关系)决定了它对于资本的工具属性。由此造成诸如科技人才流动具有典型的自我加强的特征：越是富裕国家对科技人才吸引力越大，越能强化自身科技和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加对科技人才的吸引。民族国家的国家资本的公共属性决定了它难以与国际垄断资本竞争。全球科技研究和发展一体化趋势，甚至带来科技精英的国家认同危机，并因为精英的权威和领导力进而影响到整个行业。因此，不断加速增进的技术力量无疑有助于垄断资本实现它的全球野心，民族国家最终将失去抗衡力而走向衰竭。最为致命的，哪怕一个偶然的契机，一旦它达到自己的目标。这样的新秩序就进入不可逆状态。技术与资本的结合以几何级数增强了垄断的力量，使任何内部变革成为不可能。历史由此终结，人类进入永久和平与奴役时代。
这是一场人类99%与1%的抗争，严峻而紧迫。从孔子和苏格拉底时代开始，古人就在探求最好的政制，试图找到人类幸福之路。近代以来，人们更是挥洒智慧和想象，不惜鲜血和生命追求这样的理想，然而穷尽各种道路而无果。绝境下人们被告知：一切都是错误，人类只能接受那“最不坏的制度”。茅塞顿开之下不禁又满腹狐疑，人类都是傻子?还是被弄成了傻子?毕竟生活中我们见过许多“堵死其它，只留一口”的捕猎术或营销术。啊!难道这是最不坏的陷阱?!
痛定思痛，我们应该看看走过的路，想想我们丢失了什么?“柏拉图”!两千年前有人用火烧了它;千年之后又把它捧上天再狠命摔它，太多绅士们嘴上恭维行为敌对。为什么?可能它正是我们想要的。
柏拉图开出的解决方案简洁明了如他那时代的几何学。可以归纳(包含笔者自己的再解释)成以下公理：
公理1，自然真理与社会真理都是理性的认识对象，对真理的爱欲与对正义的爱欲是同一个东西。
公理2，让热爱真理和正义的人主持正义。
公理3，让做公仆的人杜绝私心。
据此，柏拉图构建了他的理想城邦。即让哲学家成为国王或者让国王成为哲学家，让他们处于没有私人利益的公共环境下，为世俗世界的成员主持正义。这是远超柏拉图自己的时代，亘古不灭的天才构想，却奇怪地从没有被人类实践过。左派觉得它太右，右派认定其太左，而所谓的“中道”又说它极端。这种相互矛盾的指控本身就透露出真正的玄机，那就是人的自私和自负。我认为，对于柏拉图的政治构想，首先要将可欲性与可行性分开。从原理上看，它是真正不证自明的。而对于可行性则应允许它不够完美。就像人类为自己造出了好多看起来公允的裁断者，法律、联合国、主教等等，却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最好不等于完美，完美的东西只能存在于神的世界，不会存在于人间。因此，亚里士多德质疑老师说哪里去寻找哲学家，这问题是不合理的。很可能开始的时候我们只能从不那么合格的哲学家做起。
当今的情形要比柏拉图时代更需要一个创造性的政治建构，毕竟人类领略了太多。经过了民主，人民才认清民主的虚幻、自身的无能。在后民主时代，民族国家即将被资本主义全球化蚕食、摧毁。人类迫切需要一个真正有说服力的公允的整合权力以抗衡国际垄断资本的强势扩张，在早期即便它仅仅作为国际反抗同盟的一个象征也是极有意义的。从技术上说，当今时代也更有优势。现代生物技术可以为人类创造出一批超国家超民族的未来哲学家。经过专业与哲学教育，此后他们既是人类的国王也是囚徒，毕竟，柏拉图早就意识到这可能是个吃力又未必讨好的工作。
他们继承了人类优良的基因，有足够的能力和专业知识，能够从客观中立的立场为人类的重大问题做出裁断，包括社会发展方向和发展节奏。由此理性和正义重回人间。这是人类理性的自动机制，它可能会犯错误，但理性之光始终照耀，修正错误是它的本性。对比之下，将人的自利心当做社会的驱动力，这样的自发秩序只能为人性的恶开绿灯。这正是柏拉图灵魂理论两种对立的方向。人类因为选择了后者正奔向自己的末路。最后再重复索尔仁尼琴的警告，人类的危机不是正义一无所成，而是人类不再相信正义能有所成。这是一场真正的危机，一场没有未来的危机。我们离这样的终点可能只有一代人的时间。
文二：支持黄卫东抵制石正丽入选院士的呼吁并补充意见
褚毅平 · 2023-09-10
石正丽的重要研究工作存在明显缺陷，新冠疫情的实际发展证明她的一系列观点完全错误，并极可能导致严重后果。因此，对这些工作的肯定和表彰显然与科学精神不符，在各方面影响很坏，无法向中国人民和历史交待。
支持黄卫东抵制石正丽的呼吁并补充意见
黄卫东博士实名投诉，反对石正丽入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我认为此举体现了真正的科学精神和社会责任感，应予支持。看到此信息，我检索了一下，发现2021年石正丽研究员还荣获了中科院先进工作者称号，感觉十分诧异。在我看来，这些举动反映了我们的一些科技精英不仅轻视群众和民意，实际上也试图挑战科学理性。石正丽的重要研究工作存在明显缺陷，新冠疫情的实际发展证明她的一系列观点完全错误，并极可能导致严重后果。因此，对这些工作的肯定和表彰显然与科学精神不符，在各方面影响很坏，无法向中国人民和历史交待。
我对黄卫东的投诉信内容基本赞同，仅陈述几点我认为必要的补充和细节上的不同看法。
第一，石正丽的“SARS病毒与蝙蝠携带病毒高度同源”的关键研究影响很大，看起来直接颠覆了徐德忠教授的分析研究，但它缺乏可靠的证据，其作为蝙蝠携带病毒的证据并非来自蝙蝠活体，而是来自并不很偏远的一个山洞里的蝙蝠粪便。此后中国团队也没有找到来自蝙蝠活体的证据。按照徐德忠SARS非自然起源论，既然人造SARS能出现在中国的大城市，那么它再次出现在距离昆明仅几十公里的山洞里并不奇怪。情理上看，出于前因后果的各种需要，这种“巧合”反而可能性大大增加了。实证研究同样必须遵循严格的科学标准，否则它很容易变成拉大旗当虎皮。应该认识到，科学研究并不是始终处于政治真空。国际资本的影响无处不在，且往往不择手段。合理怀疑本身就是科学精神必要部分，动辄乱扣“阴谋论”帽子才是真正的蒙昧主义，或者有意为政治欺诈打掩护。
第二，根据传染病流行规律与逻辑演绎，可明确得出结论，美国极可能是新冠疫情的真正源头且武汉疫情来自境外非自然传播。武汉疫情初期，张文宏医生曾做过看似精彩的分析推理。他论证说，如果美国或其它国家是疫情的源头，那么根据传染病传播规律，疫情传导到中国极大概率是散发于各大城市，不可能呈现武汉一点爆发样态。据此他认定武汉是疫情源头。这个推理基本是有效的，尤其是附加一些可证实的条件，如武汉海鲜市场这样的“爆点”。与上述推理相关，这里顺便提一下疫情溯源曾流行的所谓“毒王”说，它常常被用来解释广泛的传播。实际上这个说法是牵强的，或者说是强行以小概率掩盖更大的可能性。例如，关注疫情的人能记得，新冠初期意大利曾有这样的说辞。更典型的、令人印象深刻案例是，SARS时期，一个广州医生引爆香港整栋楼感染。以SARS的传染力，这样的解释用糊弄人来形容并不过份，这不是在讲科学（常识）而近乎讲神话，它不假思索地排除了“爆点”模式更可能的解释——坏人干坏事。以科学中立的名义颠覆真正的科学立场。简单来说，对短促且大量的“爆点”传播的合理解释是高病毒载量（因此也大概率意味着非自然传播）的物传人或非自然的空气传播，叠加人传人。
但张文宏只是将这种推理应用于事件的局部且以自然传播为预设，其结论是错误的，但这种分析推理方式是有效的。我们对此进行分析：如果武汉是疫情源头，在各国对武汉和中国实施早期断航的情况下，考虑到人口密度以及公众警惕性等因素，在3-6个月内以极低的基数导致美国和欧洲出现如此快速和大规模新冠流行可能性很小。其次，武汉位于中国腹地中心，交通发达，以水陆空无障碍渠道的传播并未导致全国性疫情，反而以狭窄得多的管道传染到全世界，这样的概率几乎可以忽略。这里需要特别指出，这个简单的道理之所以被无视，重要的原因是西方营造的宣传，认定中国当局隐瞒了湖北以外的疫情。但这样的基本分析被中国主流精英无视是十分荒谬的。事实是，湖北以外的散发病例很快即被控制并持续实现疫情清零。结论是，武汉或中国极不可能是新冠源头。而根据传染病规律和全球传染状况，美国大概率是疫情的真正源头。
这一结论否定了石正丽研究员代表的新冠的中国自然起源说，同时也推翻了对石正丽女士等的极端指控，即武汉实验室病毒泄漏。此外，没有证据显示她或武汉病毒所参与了美国相关机构的理所当然极端保密的新冠病毒的后期研究。但是，事实上武汉病毒所泄漏的看法也相当流行，只不过它以非官方的、低调方式产生很大影响，导致中国在国际民间社会的声誉受到更大伤害。代表人物是诺奖获得者法国科学家Luc Montagnier，黄卫东呼吁信提及的David Martin也有类似暗示。我个人与友好国家人士交流，惊讶地发现很多人相信此类说法。部分原因正是中国科技界主流一味将新冠“甩锅”给野生动物的结果。他们虚伪地假设了一个美丽世界，可耻地无视传染病常识和基础性分析。
第三，武汉疫情的真实起源。关于这个问题，一直有多种被认为相互冲突的可信证据。我看了黄卫东博士的观点受到启发。华南海鲜市场作为新冠疫情“爆点”是有大量医疗证据的，有后续研究证实来自进口冷链。由物传人模式很大程度依赖巨大的病毒载量，因此可以判定为非自然传播。这一模式意味着“一物”传多人叠加人传人，符合“爆点”特征。但也有证据显示有更早的病例并非出自华南海鲜市场。最早可能追溯到武汉军人运动会。这引起了溯源研究的混乱和困惑。
这类困惑源自于专家们根深蒂固的信念：自然传播。根据我们前述结论，新冠病毒很大可能源自美国。那么，再次引用张文宏医生的推理，武汉疫情只能来自境外，且属于非自然传播。这个推理分析与对华南海鲜市场的实证溯源研究高度吻合。该结论同样可以解释华南海鲜市场更早的病例，因为非自然传播在技术上是完全容易实现的。它也解释了自2002年SARS疫情以来的全部难解的疑点和困惑。
例如，对于所谓的“武汉病毒”专业界奇怪地出现巨大的分歧，后续并未见相关澄清。武汉爆发疫情前后，专家与当地医生对于病毒是否有（较强的）人传人的判断迥异。可以相信，不同认知都是正确的（我们相信专家们在如此重大问题上不会犯如此低级错误或公然撒谎），只不过源于不同的毒株（这反过来进一步否定了新冠的中国自然起源说，因为不可能短时间出现巨大的变异！），基于特殊原因如有意误导判断，它们以非自然方式进入武汉。
武汉疫情爆发，西方国家在应对策略上也出现难以解释的反转。最初全力封杀，但很快就开始出现奇怪的论调，一是高层精英的“新冠只是大流感”论调，笔者记忆中最早来自德国政府首席顾问、SARS病毒专家克里斯蒂安·德罗斯滕。二是民粹主义的自由至上论。三是各种文化差异论。这些明显的胡说八道只不过是在掩饰一个矛盾：新冠中国起源论与美欧后院早已燃起的疫情熊熊大火。以此为后续策略和结果找借口。按照“武汉病毒”论，美欧将以比中国小得多的代价快速实现清零。但如果继续坚持严厉管控，病毒真实源头反而昭然若揭了。没有什么文化喜欢与恶性病毒共存，直到一两年后，新西兰医学专家依然坚持清零是可行的。只不过他们不会或不愿推想西方统治阶层绝不希望承担相应的政治代价。对他们来说，国际战略和野心兹事体大，人民的灾祸反可以成为大发横财的良机。
基于传染病规律推演派生的总是最大可能性，无视这种常识理性一味追求小概率溯源显然违背基本的科学观念。回顾整个过程，可以发现，科技界主流的思维暗含一种逻辑，在其中，他们实际上认定非自然传播是完全不可能或极不可能的。这种想法里隐含着某种“科技傲慢”，一方面鄙视大众的常识认知，一方面将科技的先进等同于（政治）文明。本质上这是政治幼稚病或基于意识形态的偏见。它们与科学理性毫无关系。多年来，西方主导的一系列不断突破道德和文明底线的国际冲突也在提醒人们，这些态度是不负责任和危险的思想。
笔者认为，常识理性是基于政治审慎原则的公共和战略决策的主要依据。上述分析与围绕某大国新冠病毒研究和疫情早期发展的大量实际证据相互补充和印证。需要指出的是，武汉疫情发生后，中国在关键时刻做出的封控决断的意义远远超出了解决疫情本身。没有这个春节前最后时刻对武汉采取的严厉封控措施，疫情将在全国大规模传播，即使我们依然能够凭借坚定意志清除疫情，但依据传染病规律做出的分析研究将基本失效。此外，伴随而来的是大量相关实际证据的暗淡失色——西方舆论很容易将这些公开内容归于基于SARS病毒的前瞻性的模拟演化研究。人类历史极可能又多了一笔烂账。
因此，我们再次向武汉疫情的吹哨人艾芬医生、烈士李文亮表达敬意。向对武汉封控决策做出关键贡献的李兰娟院士致敬。我们也不应忘记武汉中心医院呼吸科，他们基于专业素养和社会责任感自主做出将感染病患肺泡灌洗液进行基因测序的决定，以关键性证据惊醒社会大众，他们是真正的无名英雄。2020年，中国人民以巨大的代价和牺牲扭转了历史车轮，我们敦促中国科技界不要以错误的、耻辱的方式玷污历史。
本文已通过在线方式实名提交中国科学院学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