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理论指导就不可能有清晰、有力的实践步伐，这里的理论指的是，即便在经验主义文化下也需要的最基本的要求，是关于前进方向、目标及与现实的内在逻辑联系的纲领性思想，亦可称之为灵魂。过去几十年，我们的思想灵魂可概括为：韬光养晦、和平、发展。其现实的逻辑一是内在的需要，二是外部环境适宜。如今，中国已成为经济大国和现代工业强国，外部环境也发生了明确的逆转，我们的基本指导原则必须随之调整，否则将会进退失据甚至方寸大乱。新时代需要新思想新策略，需要理论工作者的创造与努力。
在政治对抗逐渐成为新背景、新形势情况下，我们似乎应明确一种针对性主题：团结世界，坚定抗争。事实上，美发起关税战后，社会舆论已有所回响。对这个问题各方似有争议，可以深入研讨，但绝不能等闲视之、固步自封。现在很多人习惯于以不变应万变，而不顾及“不变”的前提是以充分评估并准备好了“万变”后的策略。那么我们已做好“万变”应对了吗？从普遍的舆论看，显然没有。思想缺乏警惕才是我们面临的真正的危机。事实上，习主席多年前已对新时代新问题提出了警示及前瞻性思考。这些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2018年习主席敏锐而深刻地指出：“当前，我们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他还引用狄更斯的话进一步解释，“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在此前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逐步形成，它既反映了当今世界经济技术发展的客观趋势与结果，也表达和谐共处、合作发展的主观欲求。与命运共同体相联系，人类共同价值观提供了价值基础，这是本着求同存异的善意与协作共赢的美好愿望对广泛认可的思想理念的归纳总结。
然而理论界对这些重要思想的反应令人疑惑。雷声大雨点小，充斥表面文章而不见深入分析，延续着多年来观念拼凑忽视基本逻辑的毛病，有时甚至连基本的分析都回避。这就不能不给人留下刻意敷衍的印象。具体看，过度聚焦于本土经验而无视这些理念原本的国际意义，过度偏重于经济思维淡化甚至消除其核心的政治含义，直至将思想的普遍性化约为特殊主义，或以泛泛之论将其悬置。重复着长久以来的由于特殊环境造成的思维缺陷，并将这些孱弱的、因为历史因素特异存在的观念掩盖思想理念的重大创新和光芒。总体而言，思想方法上经验主义的泛滥导致理论工作丧失了自身的意义，沦为新时代政治理论捣糨糊运动、文宣上的复读主义——一种最糟糕的本本主义形式。价值理念上，可能受到国际势力和西方学术的广泛而潜移默化影响，陷入本质上的虚无主义，有意无意地回避乃至消解意识形态。
例如，对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概念，不妨检索了解一下。我们能看到的各种解释甚为离谱，不仅脱离文本含义，更带有流行的浮夸风格，明显给人们严重的误导。如前面所引证，习主席将中国近代以来的发展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应起来，显然，前者强调伴随经济技术发展的中国崛起，后者则带有国际视野及政治关怀。如此才有同步交织、相互激荡。从文本及其背景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很明显指的是包含十月革命在内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百多年历史及当今遭遇的前所未有的挑战，既表达了强烈的危机感也展示了对社会主义自我变革重新换发生命力的期待。这里不展开，另文详述。但我们有理由怀疑我们的理论界对此舍简取繁的解释（不客气地讲，大量的胡扯）并非源于智识上的局限，而很可能出于政治偏见——刻意回避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历史及前景问题——众所周知，它在今天是如此具有挑战性。结果便是普遍的浮夸与吹嘘，如此，风险意识和理智荡然无存。很难想象，中国这条新型社会主义大船能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下持续前行。
最近陈曙光教授撰文高度评价全人类共同价值这一理念（1，以下简称“陈文”），该文可能代表学界研究习思想的最高水平与最新成果，值得重视。笔者认为，陈曙光的评价无疑是正确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观的提出是原理性贡献。然而，其论证却有点脱节甚至跑偏，反而削弱了结论。这种情况相当普遍，表明社科领域研究需要强化科学理性，以避免泛泛空谈、文字和概念游戏、论证自相矛盾等等问题。总书记提出理论自信，对此简单而直率地解释应该是，中国政治哲学研究要强化科学标准，从概念界定到论证都能经得起包括理工科最好的学生和教授们的挑剔，让反对者哑口无言，如此，我们的理论将自动地走向世界。
这里对陈文进行简单评析。陈教授认为习总书记提出全人类共同价值观，是对“一切进步力量普遍价值追求的最高抽象和概括”。这是需要商榷的。客观而准确地说，这主要是杰出政治家对于实践中的价值理念的归纳而非抽象工作。这种归纳同样需要高瞻远瞩，体现了对特色理论的深刻反思，对人类的真挚关怀以及长期政治战略的思考。它为理论工作者进一步抽象分析提供了方向性和具体的指导。其次，从保守主义或科学理性观点看，不是什么东西声称自己是进步的，它就代表合理性。类似表述容易陷入进步主义政治正确套路，这是不足取的。
第二，任何特色文化形成的价值理念都一定包含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基底层，理由是，从根本上说，人具有类本质。也就是说，特殊文化也可以抽象出普遍性的理论，这意味着理论抽象工作是可行的。那么它是必要的吗？习主席已经作出了回答和指示，但我们的理论工作者似乎并未跟上。长期以来，国族主义思维疯狂流行，并渗透到了主体理论界，由此产生很多奇怪的观念。反对自由主义普世价值，结果把普世价值也给否定了，洗澡盆脏水和孩子一起倒掉？按这样的逻辑，社会主义也就悄悄被“具体化”而实际解构了。理论抽象工作或所谓的普世价值可能出错，但经验表明，它较少源于具体文化的片面性而主要来自理论工作本身（理性的一个重要功能即是克服片面性)。一个需要重视的事实是国际垄断资本长期对思想界理论界施加巨大影响，造成理论脱离实际，伪问题、屠龙术等等。陈文认为自由主义是错的，因为它来自西方文化，“是由西方的特殊性伪装起来的普遍性”。这观点很荒谬，我们把西方人民放在什么位置上？对国族主义这观点是自然的，但对理论理性而言，随意将一个民族一种文化归结为特殊性而否定其作为人的共通性，很不自然。长期流行所谓的“我们不适用xx主义”的“防御性外交辞令”不应为理论界模仿，理论的本性是追求真理，它不应成为世俗的奴婢。如果我们认为自由主义普世价值是错的，欺骗性，它不适合中国人，那么理性同样认为，自由主义也不适合西方人！
第三、全人类共同价值观的创新和意义是什么？就在于它提出了新时代新概念普世价值理念，并开启新的认知路径。需要指出，它与旧的普世价值体系的差异并非源于陈文认为的它是对多元文化的概括——问题显然不会那么简单。因为不管是单一文化还是多元文化，价值体系的建构都是系统性的，包括去伪存真等等复杂认识过程。更不能简单地认为由此就超越了意识形态对抗。还是那个老问题，文化与意识形态是相互独立的。深究历史，自由主义在欧洲的产生有复杂而特殊的背景，它实际上也是“外来的”东西。在今天试图超越意识形态的思想不仅是幼稚的、一厢情愿的，更重要的是它危险而有害，是虚无主义的变种，新时代东郭先生与狼的政治版。文化意义上的多元共存作为愿景是可能的，但这种次级的开放、和谐状况远未出现，只有解决了基本价值根本性冲突，才能从技术上实现次要的不同取向间的和谐相处。理论工作的重要任务就是通过严格概念定义和抽象思考消除价值体系内部的矛盾和冲突。当敌人要吃掉你，你却自欺欺人地认定包容了对方，那无疑将是致命的。这里再次强调语境的区别，政治（家）话语与理论话语不同，前者允许基于策略的含糊乃至包容对手，后者要求知性真诚。
第四，全人类共同价值观这一思想路径是对中国改革开放经验在思维上的全面升华，也是对世界各国社会主义实践的总结，它构成包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内的新型社会主义的普遍性价值基础。通过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考察，我们可以从不同路径得到同样结论（2）因此，它是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突破，是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划时代的贡献。然而，陈文认为，全人类共同价值“不专属于某一套固定的政治意识形态体系，没有特定的政治意识形态目的，因而具有弱意识形态属性。”笔者认为，这种解读是错误的，变成了绥靖主义的“没有敌人论”的理论翻版，其自相矛盾的地方在于，试图发明“弱意识形态”以规避冲突，问题在于西方统治集团不会因为对方的包容而放弃用自由主义征服世界的政治议程，相反会因为这种“示弱”和宽容更加强从外部和内部实施颠覆。这种弱化意识形态的思想缺乏对社会主义运动历史的理解，也未能真正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性质，因而很容易反过来变成社会主义的毒药。
第五，诚如陈文所引证和强调，全人类共同价值观不排斥对价值内涵的差异性认识，以及对不同实现路径的探索。这本质上是价值体系内部一般性与多样性的统一，即便是自由主义，西方统治集团也会在确保统治前提下包容多元模式，它甚至将敌对意识形态作为政治摆设。这类多元化因素不会改变核心价值的一般性基础和统治作用，核心价值间的冲突构成价值体系竞争和对抗的自然原理。这里也凸显了理论工作的意义，即要对价值体系深入抽象分析与彻底公理化。我们不难发现，公平正义构成全人类共同价值观的独立的元价值（论证见附文）。显然，它与自由主义存在元价值冲突，这从理论上解释了为何西方统治者不会接受它。他们甚至都不愿意进入这一价值体系捣民主自由的糨糊，因为引发争论的结果一定是澄清核心价值的社会主义性质。
有意思的是，我们的理论界似乎也默契地“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因为思想的深入将揭示事情的本质。发现本质意味着政治上的决断，如此将让人们远离心理上的舒适区。但他们忘了，淡化乃至否定意识形态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自由主义的迷幻形式虚无主义。由此，尽管原本看起来温良无害，这种产生于自由主义强势意识的压迫性的心理反应就走到了自身的反面。
全人类共同价值观及其必然要求的抽象化进程，提供了全新且科学的视角与思路，通过核心价值的对立反思现代性，理解自启蒙时代开启的自由主义的主观性本质。以理论理性而非虚妄意识真正加强文化自信，破除现代迷信，从而合理地将表面的乃至虚构的所谓中西对立转化为传统与现代对立的全球性议题。从国族主义非理性喧嚣和与日俱增的片面性中捍卫社会主义的政治领导权及新型普世价值（古典价值）的正当性，从而有效地团结和领导世界人民。可以相信，这不仅科学地解决了世界的未来道路问题，而且也几乎是中国应对当前严峻的全球性挑战的唯一途径。
回到本文的开始。我对这个话题关注了蛮久，也注意到国内理论界的不太寻常的动态。一方面大量的看似轰轰烈烈的投入，另一方面原地踏步走或兜圈子，同时给民众特别是学生疯狂开动复读机。这样的状况令人遗憾、心痛。最近产生一个想法，于是给一些高校马院领导、教授朋友、前同事提出建议和思路，希望结合个人利益与社会效应，共同推动对全人类共同价值观等新理念的相关研究。但反馈令人失望也有点意外。一些人对现状颇有同感，但认为研究风险很大。我感到奇怪，难道遵循科学理性成了风险，难道四个自信成了空谈和妄语？在今天的形势下，纵容捣糨糊和方向性错误难道不是一种政治上的犯罪？很明显，我们面临着某种程度是非不分的恶化状况，它不应也不能再继续了。
附有关通信：
“XX:
你好！
近年独立思考政治哲学问题。我注意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习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共同价值观，学术界似乎研究的不够充分或者有意回避。在我看，这可能是习思想中最重要的、最值得挖掘的东西。应该进行抽象化、一般化的工作，仅仅作为外交思想是不够的，也是不恰当的。类似的一个问题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说法，不知道为何被解释成现在那种样子，以我的推理分析，这明显是指社会主义运动在其百年历史遭遇到的巨大变化和挑战。
“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这个是从政治实践中归纳总结的相对具体的理念，我认为仍然有进一步抽象的空间，在当下极具冲突对抗的全球背景下，这工作也是必要的。它的核心是公平正义。从必要性来说，没有公平正义的发展是欺诈掠夺，没有公平正义的和平是奴役。没有公平正义的民主是虚假的，没有公平正义的自由是堕落的。就充分性而言，同样可以说明，公平正义能够有自然的发展与和谐，有真正的健康的自由和民主。由此，这套价值体系就与古典政治哲学联系起来了。
这也涉及对现代性进行反思，古典政治的基本目的是正义，启蒙实际上是对它的解构，衍生出自由、平等、博爱，以至于今天的意识形态的对立。中国自身的古代思想与古希腊政治理念本质是一致的或相通的。这些问题都值得探讨。华语世界也一直谈论文化保守，但与主导性政治理论依然是分离的。抽象化工作避免价值体系的矛盾，这里当然也涉及概念定义，例如，如果规范地定义民主、自由，约定俗成它指的就是西方的定义和实践，那么另行定义就是没有必要和意义的，反而导致混乱。“既不要又要”，从根本上说，我们今天的处境很可能正是困扰于现代性而难以迈开步子，这是危险的。
这是项很有价值的工作，大学学人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合作把它开展起来，申报国家课题。这将是一个有趣的尝试，无论成败。即如果管理部门拒绝这样的研究方向，那么就能看出一些思想端倪。我个人不太习惯主流的科研路径，可以提出想法及做参与辅助工作。
如果你有认识的老师和学生感兴趣，可以共同做一下，于公于私都是好事。这样的重要工作如果没有开展，我感觉很难想象。
若有反馈，请联系我。
我的这篇文章谈到一些含蓄否定共同价值观问题：
褚毅平：文化保守主义、民族主义与古希腊伪史论 – 文化 – 红歌会网
https://www.szhgh.com/Article/wsds/culture/352403.html
祝好！
（1）陈曙光：深刻理解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原理性贡献
https://www.theorychina.org.cn/c/2025-04-17/1523865.shtml
（2）褚毅平：新时代政治论纲：社会主义传统转向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