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eastglory，作者：eastglory
中美关税战阶段性落幕。在双方大幅拉高关税到了事实上极限位后又谈判达成协议，大幅调低双边关税，大致回到4月前水平。用金融术语描述，留下了一根长长的上影线。这根上影线通常具有技术上的指示意义，预示中美经济脱钩的大趋势。我们不同意主流舆论的乐观看法，那种没有根据的情绪性胜利宣示是愚蠢的，有些甚至包藏祸心。能够注意到，国际国内舆论近来似乎有某种难得的默契，很难不让人怀疑其中带有麻痹东方大国的意图。事实上，美国对华关税动作很明显是战术性的，这与对其它国家不同。原因很简单，既然美国明确将中国视为战略对手，它就绝不会简单地与中国单独脱钩而将整个国际市场让给中国，也就是说，它后续必有全球性压迫动作。考虑到台湾问题正加速“乌克兰化”，这是中国必须认真对待的紧迫且严峻的现实问题。此外，这根极限关税上影线，也应被看作对抗主动方的战术动作，包括自身供应压力测试、以“失败”刺激美国人民与统治集团进一步绑定、扰乱中国供应链生产和规划、引导全球包括中国产业资本加快去华产业链重建等，为最终发动全面冷战做铺垫。
不少人质疑中方轻易停战，这是有道理的，因为中国被对方摆了一道却没有伤及对方。我们完全应将计就计，紧抓美方战术动作不放，以破坏其长期战略。实际情况正相反，我们将对方的虚晃一枪当做自身的胜利，这种自欺欺人做法不仅严重误导公众，也容易导致决策出现战略误判，必须纠正。当前中国最大的隐患就是只管埋头拉车，一味追求经济发展而抛弃价值判断，并失去由价值观派生的敌我意识与政治警觉、丧失宏观视野和政治历史感、使命感。
4月21日，在中国公共外交协会组织的一场活动中，林毅夫教授发表演讲（1），系统阐述了中国经济的韧性、潜力与应对之道。林教授首先花了相当篇幅提出他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理解，认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由于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造成的。20世纪的100年间，八国集团的经济地位都非常稳固，但进入到21世纪后，由于中国的快速发展，短短18年的时间，它们的经济总量（按照购买力平价计，下同）就从2000年的47.7%下滑到了2018年的34.6%。同样，百年来世界最大经济体美国，到2014年被中国超越。面对大变局大竞争，林毅夫开出一张美丽的期票，他说，当中国的人均GDP发展到美国一半的时候，新的世界格局可能就会趋于稳定了。如何能实现这一点呢？林毅夫依然是强调技术发展、产业升级以及他深信不疑的后发优势，并援引德日韩的例子支持自己的结论。
笔者认为林毅夫教授论证的基本立场就是非科学的。经济、政治研究不能变成文学艺术，他所言的“对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想不同的学者会有不同的解读”过于随意轻率。围绕这个概念，确实有很多不同解读，有些明显十分离谱，但习主席提出这一理念，意味着内涵是明确的。即便它有复杂性，也必须严格遵循文本与分析规范，不能以学术之名将研究分析实际变成“六经注我”。林毅夫与绝大多数人一样，着眼于经济技术变迁进行解读。他之所以提出自己的解释，很可能因为很多人连关于“百年”的解释规范都不遵守。因此，给人们的印象是，林教授实在看不下去主流学者们的荒谬、肤浅，不得不出来给主流擦屁股、打补丁。从中我们还是能看出他的学术功底。另一方面，林教授有意识引用二十大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肯定，似乎如此这般“高屋建瓴”就可以忽略原始文本。然而，正是从这个理念产生过程我们可以得知，习主席使用这一概念极可能并非指的是经济技术或中国崛起因素。（2）
笔者曾在俄罗斯网站发表过对该问题的分析，下面摘编主要部分：
这几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术语被大量引用。不久前习近平主席会见普京总统时，他再次提到这个说法。一般而言，老朋友之间总是坦诚交流，因此，这个看法一定是颇有深意的。但是当查阅大量相关解读后，发现存在严重误读。我认为这个用语重点在于强调当今世界面临的单边主义严峻挑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以及民族国家面临被摧毁的威胁，旨在唤醒人们的忧患意识。国际局势的发展很快便印证了习主席的警告，乌克兰战争和美国启动对中国经济脱钩，“大变局”以空前激烈地的方式被呈现在世人面前。
不妨先引述中国权威研究机构的分析。何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庸俗的地缘政治理论和庸俗经济论，专家们做了如下的概括：
世界经济重心之变：
当前正在发生从大西洋向太平洋的迁移。
世界政治格局之变：非西方化与多极化并行。维护人类文明多样性成为新的历史潮流。
全球化进程之变：新兴经济体已成长为推动全球化的新生力量。
科技与产业之变：以往的几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均由大西洋两岸国家唱主角，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虽美国仍担纲主角，但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亦表现抢眼。
全球治理之变：一方面需要各国特别是大国加强合作；另一方面，掌控着全球治理规则制定权的西方大国，却不愿意承担治理责任。
让我们看看习近平的有关谈话以及背景。
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演讲《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他说：“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是整个世界都在思考的问题，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解读：习近平对世界局势表达了强烈的担忧。他坦言一直在思考这个关乎人类命运的问题。他代表中国提出了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解决方案。此前，俄罗斯、中国等国家一直呼吁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和多极化。）
2017年12月，习近平说：“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首次提出此概念。
（解读：在中文里，这句话的字面意思是某种影响很大的形势延续大约一百年——总的时间跨度一般不超过两百年，但它现在发生了很大变化。）
之后，习近平曾要求“领导干部要胸怀两个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我们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点”。
（解读：它表明两件事是不同的、相互独立的。）
习近平进一步引用狄更斯的名言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今天，我们也生活在一个矛盾的世界之中。”
（解读：最好的时代显然主要指中国的经济经历了良好的发展。最坏的时代是指什么？）
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再次指出：“当今世界的变局百年未有，变革会催生新的机遇，但变革过程往往充满着风险挑战，人类又一次站在了十字路口。”
（解读：通常“十字路口”用以形容历史紧要关头。强调世界局势非常严峻，令人忧虑。）
总结：
这个术语的字面理解：（我们正在经历）过去一百年未曾有过的重大变化。习近平做出这个表示的时刻，与俄国十月革命（1917年11月7日）正好相距一百年。社会主义经过极其辉煌的阶段，在很多国家凋零了，在一些国家正处于转型的不确定期，我们有理由得出结论，这是他对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和现状而产生的感慨。
在这一百年里，交织着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激烈对抗。其中，托洛茨基代表的不断革命的世界主义很快遭到失败，斯大林创造性地提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他领导的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与自由主义世界长期对立。此时，尽管理论上社会主义依然被定性为共产主义过渡阶段，但它实际上已成为真实可行的独立运动。在此期间，苏联战胜了德国纳粹主义（民族社会主义），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实际上是以美国为大本营的国际垄断资本集团操纵的工具。民族社会主义用社会主义引诱和欺骗人民，以民族主义攻击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都表明，离开社会主义的领导，民族主义是危险的甚至灾难性的。俄罗斯和中国都必须认识到这一点。
把时间再向前推几十年。社会主义作为真正意义的政治运动开始自1864年建立国际工人联合组织（第一国际）。1871年3月18日，巴黎公社诞生。经过大约一百年，达到了它的顶峰。其后，自由主义开始扭转颓势并取得全面的胜利。社会主义阵营进行自我调整并开始向右转，接纳乃至融入市场经济体系。这正是俄罗斯、中国呼唤多极秩序的背景。前社会主义期待与昔日敌人达成基于善意的妥协，但这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垄断资本集团拒绝接受妥协，他们奉行单边主义，目的是推动自由主义单一秩序的绝对统治。对社会主义运动来说，要么死亡要么生存。这就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在狂飙突进一百年后，社会主义运动出现逆转并寻求转型。在共产党第一次夺取国家政权一百年的纪念时刻，习近平深刻地感受到冲击。他发出的感叹充满对不确定的未来的警醒。这里，又出现一个耐人寻味的一百年。自1889年第二国际即“社会主义国际”成立，之后它向右转并最终成为国际垄断资本的政治附庸和装饰品。一百年以后，作为传统社会主义的重要国家，中国正式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能否守住社会主义的底线，避免被西方世界和平演变？显然这是“大变局”下的一个重大挑战和变化。 今天的俄罗斯社会主义者的处境很像一百年前他们的欧洲同志，那么中国可以从第二国际失败的教训中总结怎样的经验？如何加强合作并推动俄罗斯向左转？这是“大变局”下的另一个重大挑战和变化。习近平展示了深远的国际视野与强烈的人类关怀，他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人类共同价值观”等观念。很多人把它们理解成中国的外交思想和战略，这是一种狭隘的、偏颇的理解。从理论视角看，这些创新理念实质上应视为一种普遍主义的“新社会主义”的雏形，由此，一个应对自由主义全球化挑战的新阵地将被构建。只不过按照中国保守、务实的文化传统，真正的理论突破缓慢而艰难，若非形势所迫，它可能将永远裹在襁褓里。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悬念。
我们可以判断，“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见解出自习近平本人，其基调是忧虑的、充满警惕的，这与中国主流舆论大相径庭。主流舆论的解释显然是错误的。那些解释完全脱离原始谈话的文本和背景，充斥着想象和吹嘘。它们延续了中国主流舆论的一贯浮夸风格和倾向：掌握话语权的主流精英站在民族主义和国家本位立场，持续地淡化意识形态并夸大经济因素的影响；主张所谓的多极秩序和文明多样性，表面看是抵御自由主义，实质上是宣布社会主义作为普遍主义的死亡，进而也导致单一国家的社会主义的最终凋亡；鼓吹关于未来的盲目乐观。他们要么以浮夸要么以教条方式否认自由主义彻底征服世界的可能性及现实威胁，这必然影响中国应对严峻挑战的思想和战略准备。这些暗示了精英阶层机会主义政治倾向。这种情况与俄罗斯社会的状况十分相似——各个政治派系精英阶层包括右翼民族主义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左翼都坚决否认俄罗斯被国际垄断集团完全征服以及意识形态“历史的终结”的可能性，虽然他们不得不承认俄罗斯当前实际的寡头政治的糟糕状况。
林毅夫给我们画了很大的一张饼：如果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中国人均GDP达到美国的一半，大国竞争将趋于缓和，大白话的意思是美国因此就服了。即使我们接受这个结论（事实上，从历史时点上看，中国处于十字路口，未来三十年无论从哪方面看确实是关键），这个逻辑还是成问题。正因为美国统治集团意识到这个状况，它必然拼死破坏这样的进程，这构成认知与决策的真正焦点。实际上，以林毅夫为代表的“发展主义”的真实意涵是，为了GDP可以作政治上的让步。某种程度上，这种“让步”正是过去中国经济成功的内在逻辑之一，也是林毅夫强调的后发优势的前提，至少是部分前提。但这里涉及一系列复杂问题，哪些让步实际上是无害的甚至是健康的？哪些是有害的以及具有潜在风险的？这也就是几十年来的老生常谈——改革的底线是什么？事实上，难点恰恰在于风险的很大部分是隐性的，对其评估高度不确定。看起来稳固的堤坝可能内部已千疮百孔，故，制度安全应成为首要考虑。我在引文（2）中提出，对习主席提出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观进一步进行一般化和抽象工作对于明确政治底线及风险评估具有极重要的指导意义，但弱化甚至取消意识形态已成了理论界的主流倾向，这是当前最大的危害。
长期以来，西方一直希望通过开放市场推动中国的自由化，并按照他们的“中产阶级带动民主定律”，最终实现和平演变。换句话说，在西方眼里，中国的经济发展需要给出政治对价，这是中国发展主义者们不愿讨论的。那么西方实现其目的了吗？答案似乎是没有，准确说它部分实现了其目的，东方大国并没有形成严格意义的意识形态，其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犹豫彷徨，这些都彰显了政治上的脆弱性。但西方统治集团不再愿意面对这样的不确定性，对它来说，一个政治走向不确定的经济军事强国是不可接受的风险，而全面恢复冷战则是战略安全的最优选。实际上，对中国而言也是同样的博弈结构：中国也不能接受经济军事强大而政治越来越不确定状态。看起来，这原本是一场你情我愿的分手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林毅夫代表的“发展主义”变成了非理性的一意孤行，就像是金融市场里为了最后的利润而下注的赌徒，只不过他们押上的是中国的安全乃至人类的未来。
事实上，发展主义者们将发展包括短期发展视为无条件的、强制性的而不是自然的，这里不去讨论有关社会主义本质和目的这类哲学问题，仅关注他们的论证隐含的一些前提。可以看到，林毅夫教授是以经济理性人假设出发，由此，经过摩擦、挤压等有限对抗和竞争，可实现被对手认可与和谐共存状态。这种论证甚至可以适用于“野蛮人”。同样，智囊机构人大重阳的王文等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中美经贸协议）体现了中美两国决策层在最坏情景发生前扭转全球政治、经济、贸易局势继续恶化的大国责任感，更意味着特朗普2.0关税战阴霾后透出难得的一缕阳光，让世界重新燃起对全球化持续推进的希望。”（3）
这里需要再次提到所谓“修昔底德陷阱”的讨论，米尔斯海默以此为依据，一直提醒中美必然冲突。但中美学术界的相关论证围绕的实际上是一个伪命题。他们都以国家本位为分析基础，但考虑现代技术条件如核平衡，米尔斯海默无法从理论上胜出，即“修昔底德陷阱”理论在当代很可能已不适用。真正的问题是，国家本位分析框架本身过于粗鄙，以它取代过去的阶级分析理论是不足取的。同时，尽管阶级分析理论明显已失效，但其垄断分析形式反而符合当今世界现实，甚至也是更好的历史分析工具，我们可称为超阶级分析。在这种分析框架下，西方统治集团既不是经济理性人也不是野蛮人，而是一个拥有明确信念的、历史悠久的政治集团，它有着精致的建构性或统治意识形态，也擅长用各种精致理论在敌方阵营搞破坏，加上冠绝全球的资本实力，指望这样一个事实上正不断逼近自己目标的垄断集团不战而退，完全是痴人说梦。近年来中美关系的变化正是西方统治集团的政治决断的早期反映，逻辑和包括乌克兰战争等一系列证据表明，不久的将来，西方集团会针对东方大国发动一场超级冷战。如果继续一厢情愿聚焦经济发展而不做好充分的战略战术上的准备，我们恐将遭遇灾难性后果。因此，可以说这首先是对拥有决策影响力精英们最后忠诚的最后的考验。
就在林毅夫演讲的第二天，4月22日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在股东大会上称：“绝不用海归派，只在国内高校里培养自己的人才”“海归派里有间谍，我不知道谁是谁不是”。此言一出，舆论一片哗然，一些媒体与大V大加抨击。这一事件确实有点奇怪，尤其发生在中美关税战的敏感时刻。一般而言，作为知名上市公司最高层，为了股东利益通常对敏感问题应保持谨慎态度。真有想法，可以只做不说，或仅在内部管理会上说。其次，对于一家消费电器为主公司，如此防间谍似乎有点小题大做。再次，须知，在开放的大环境下，海归进入公务员行列，大学及很多行业都向西方看齐，以它们的标准为标准，升职往往都要求海外学习背景，等等。董明珠这话颇有反潮流意味。更奇怪的是，查了一下格力电器公开私资料，第一大股东的实际控制人是外资高瓴资本。因此，批评者指董的言论缺乏常识乃至是矛盾的，看起来都是合理的批评。
一个合理的解释是董明珠此番言论是对外部环境有感而发，或者借题发挥，指桑说槐。至少，对公众而言，人们并不觉得多么突兀与违和。董明珠的间谍轮能赢得相当多的共鸣，显然与当下时局有莫大关系。人们理所当然地想，如果格力都担心间谍，那么我们国家岂不要百万倍地提高警惕？经济间谍要钱，政治间谍要的是命！但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我们正在丧失标准——意识形态被束之高阁，有没有敌人也闹不明白了，那么即使满大街间谍又奈何？而这种状况本身就可能是敌人所为。另一方面，正如习主席高瞻远瞩所指出的，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显然中国处于这十字路口的最前沿，故而我们需要告别思想混沌的唯发展时代，明确什么是社会主义（注*），明确我们的目标，给世界一个明确的信号并竖起一面旗帜。如此，我们才能知道该如何走。
1，林毅夫：德国、日本和韩国都在16年间实现了这一点，中国也一定能做到
https://www.guancha.cn/LinYiFu/2025_04_25_773573.shtml
2，当下理论界的奇怪态度及其虚无主义根源
https://www.wyzxwk.com/Article/sichao/2025/05/507513.html
3，人大重阳：智库第一时间解读《中美日内瓦经贸会谈联合声明》
https://mp.weixin.qq.com/s/9hj4tc_YIQLlQgd5wevZaQ
注*，关于社会主义在当下的解释，它包含一系列现实而紧迫问题。以人类共同价值观为基础的命运共同体是否就是一种新型社会主义？它有没有敌人？如果不是，它与中国式社会主义是什么关系？如何确保内部不冲突？须注意，传统的“窄”的价值体系是意识形态，“宽泛”的价值体系也是意识形态，它们都是通过在内部消除根本性矛盾并将其置于外部来实现联合，并以消灭外部矛盾（敌人）为手段最终达成统一与和谐的目标。那种以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足够的包容性因此没有敌人，这是十足的空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