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公众号“云值”，作者：云值
- 杨尚昆：1926年11月赴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1年回国后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部长、中共党团书记，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参与组织上海工人运动和抗日救亡运动。1932年9月至10月任红中社主编。在莫斯科学习期间，与王明、孙冶方、陈昌浩等受到米夫的器重。
1966年5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说明中写道：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不顾中央多次关于禁止安设窃听器的决定，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私录毛泽东和中央常委讲话，盗窃党的机密；同罗瑞卿等人关系极不正常，积极参加反党活动；把大量的机密文件和档案，擅自提供给别人抄录，严重泄露党的核心机密。
关于杨尚昆的问题，《戚本禹回忆录》中是这样写的：
“杨尚昆在主席的菊香书屋卧室和洗手间里安放窃听器，是通过机要室的吴振英（刘少奇的机要秘书）、康一民（总理的机要秘书）两个人来做的。叶子龙调离机要室后，机要室就由吴振英、康一民负责。1964年的夏天，在一天中午休息的时候，好多人都在中南海丙楼的前院乘凉。我听见康一民在跟人大声地说，‘他妈的，出了事就当缩头乌龟，这么大的事，让我来顶罪。明明是你们叫干的，现在你们没事，就我有事’。康一民是红小鬼出身，口无遮拦。回到秘书室后，我跟田家英说了这事。田家英给我说，你别去掺和啊，这次他们机要室可要出大事了。但是具体什么事他没有跟我说。后来杨尚昆找康一民谈了一次话，康一民就不再讲了。“
”主席在1966年7月回北京之前，叫江青专门打了个电话给我，让我和谢富治亲自再去看一看，主席在中南海的住处是不是都清理干净了，还有没有窃听器？我马上打电话给谢富治。谢富治说，他马上派人用仪器去测试。过后，他来电话说检查完毕，没有窃听器了。我同谢富治说我们再去现场看看，我现在就坐车过去接了你一起去。于是我坐车出中南海的南门到公安部去把他接来，一起去了主席住的丰泽园。我一边看一边跟谢富治说，这可是不能出差错的呀，不然咱俩都要受处分啦。谢富治说，保证没有问题。他已经叫人用专门的仪器来反复检查了。我把和谢富治一起去查看的情况，给江青做了详细的汇报。但是，主席1966年7月回到北京以后还是没有去丰泽园住，而是先住钓鱼台。不久后又住到‘游泳池’去了。1966年9月底，主席还到丰泽园里的颐年堂开过一次会，可是开完会他还是住回了‘游泳池’。主席对丰泽园这个地方似乎产生了一种心理障碍。后来在中央文革小组开会的时候，我们向江青问了这个窃听器的事。江青当场就叫汪东兴去她那里拿来了一个很大的信封，信封上是主席亲笔写的字：‘江青留存’。里面除了小录音器，还放着几颗米粒状的窃听器，那东西很小，连谢富治都说从来没有看到过。还有藏着窃听器的肥皂盒。这很可能是杨尚昆通过中央调查部从海外进口来的，杨尚昆是中调部的领导人。在信封里还存放着当事人康一民等亲笔写的检查。在1964年‘窃听器事件’被查出来以后，毛主席就下令把杨尚昆调离中央办公厅。可到了1965年主席发现杨尚昆仍在中南海工作，他发了火，刘少奇、邓小平这才把杨尚昆调去广东省委当了书记处书记。“
”杨尚昆调去广东后，还是不断地在深夜打电话给田家英，田家英把中央和主席讨论的一些事情都告诉了杨尚昆。直到后来田家英感到事情越来越严重了，他害怕了。他跟杨尚昆说，咱们别再通话了，万一被人家听到怎么办。可杨尚昆还是继续打电话来，田家英也不能不接。这些情况都是田家英的秘书后来揭发的。在田家英死之前，他的秘书不肯过多揭发田家英。田家英死后，他向组织上说，他解放了，要把田家英的事情原原本本向组织上交代。按他的揭发，问题严重极了。他写的揭发材料，按理现在应该存在中央档案馆，不知被销毁否？当时中央决定审查田家英的时候，是把他作为杨尚昆案的附案来立案的。杨尚昆在主席住所安放窃听器的事件，在这次中央会议上揭露出来之后，大家都非常震惊和愤怒。总理没让杨尚昆出席会议，总理在会上宣布，杨尚昆已经被隔离起来了。因为他有一些问题属于党的重要机密，不便于在会上公开作交待。可是到了1980年邓*小平上台之后，那时的中央又发了文件，说关于杨尚昆‘私录毛主席谈话’，‘全属不实之词’。杨尚昆本人和一些当事人等，或发表谈话，或撰写文章，把‘窃听器事件’说成是正常录音工作，连叶子龙也写回忆录，他把1964年被发现的‘窃听器事件’和50年代中央办公厅的正常会议录音混为一谈。而毛主席则被他说成是一会儿主张和同意录音，一会儿又坚决反对录音，前后矛盾，喜怒无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