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乌有之乡，作者：褚毅平
一、从文化角度厘清国家概念回应反俄民族主义
2023-06-23
挑动各国民族主义一直是国际垄断集团实现其征服世界战略图谋的有效工具。基于维护中国文化正统的要求，我们必须以特殊方式理解满清王朝在中国的历史地位。满清王朝（女真民族）与俄罗斯帝国的历史纠葛不应被视为中国与俄罗斯的冲突。
从文化角度厘清国家概念回应反俄民族主义
最近，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出现了大量标榜为民族主义或爱国者的声音，一些人主要围绕俄罗斯远东土地的历史归属进行煽动性宣传。在中国问答网站，有人不断地蓄意进行引导性提问，网站则大力推送。更早的时候，我曾发现一些知名知识分子以所谓的民族主义立场隐晦地宣传反俄主义思想。下面这一段是我看到的最精致的、最狡猾的煽动性言论，它出自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金灿荣教授，他也被视为权威智囊，中国民族主义和反美主义的领袖人物：
“对此我们要注意到，网上有一拨人，看似公正，实则天天挑拨中俄关系。比如，一旦中俄关系好，他们就马上跳出来说，“别忘了，俄国抢走我们1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换句话说，美国现在正想法设法把我们的台湾、东海、南海乃至香港、新疆、西藏分裂出去，我们当然是要追，或守住或夺回来；这时一群人跳出来拦住我们，说“别忘了，俄国也把你爷爷的东西给抢了。”这是不是事实？是历史事实，但我至少要先保证眼前的东西不能再被抢走；我爷爷的事，以后再说吧。”
https://www.guancha.cn/JinCanRong/2021_12_24_619654.shtml
金灿荣假装谴责自由主义者的挑衅性言论，但他实际上认可了对方的这个错误观点。他知道他的影响力巨大，因此，以这种隐蔽的方式，他巧妙地向公众传达了错误的且违背官方立场的观点。考虑到他的地位和公开的政治立场，人们很容易将这样的看法误认为是官方观点。我们认为，即使一些历史研究甚至教材依然使用此类表述，我们仍然需要谨慎处理。一方面必须考虑历史背景，对那些已经不符合当今国际战略需要的政治宣传进行修正。对历史史实给予客观忠实的评价。另一方面，公众人物必须严格遵守国策，严禁利用历史研究含糊之处甚至蓄意模糊历史事实本身达到挑拨敏感关系的目的。中俄边界早已由两国政府勘定，任何挑衅国策的言论都应承担相应责任。不能允许将研究性观点混同于公共宣传。
这类观点非常流行，在中国互联网它们似乎已成为主流。（与此相呼应，我们能够看到在俄罗斯互联网舆论中，中国威胁论宣传也占据主流位置。）它们充斥于网络评论中。下面这篇文章来自一位曾留学俄罗斯的副博士、现任中国某大学教师。
“俄乌军事冲突，让俄罗斯在远东开发问题上“想开了””
https://www.guancha.cn/YuanQuan/2023_05_26_694095.shtml
作者不厌其烦地陈述所谓的沙皇俄国侵略的历史。效果是显而易见的，其中之一就是对公众进行洗脑。类似的观点非常敏感而具有蛊惑性，更重要的是，从宏观战略角度分析，中国的反俄主义者与俄罗斯的中国威胁论者均打着民族主义或爱国旗号大肆宣传鼓噪，他们表面上相互对立和攻击，实际上他们构成一种特殊的合作，彼此互为提供炮弹（口实），进而证实自己观点的合理性。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恶性循环。这类行为明显使得美国和西方势力受益，颇为符合第五纵队的特征。从历史和当今现实看，挑动各国民族主义一直是国际垄断集团实现其征服世界战略图谋的有效工具，我们必须严肃地对待。中国亟需从文化、政治和法理角度厘清国家概念。这里，我们仅从文化角度做一概括性评价。
一般认为中国是少有的具有连续性的文化体，但是，我们应如何看待主体民族——汉民族被征服的历史以及现代中国各民族融合与共存，这是个不应回避的问题。总体上，中国当局采取了政治实用主义的做法：将中国各个民族笼统地称为中华民族；将具有数千年文明的汉民族被北方蛮族征服、被奴役历史当做自身历史的连续的部分，而非文明的曲折乃至中断。梁启超最早提出：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
尽管这种实用主义处理方式提供了政治上的便利，我们认为在哲学上存在严重缺陷。它使得中国文化丧失了价值观和审美意识。一旦失去了思想，文化就成了空虚的外壳；一旦失去了信念而臣服于实用原则或功利标准，一个民族就失去了独特的价值和意义。中国文化本质上是汉民族的文化，尤其是孔子的道德哲学和政治思想有重要价值。如果否认被征服的历史并将文化上野蛮落后的征服者视为正统，那么中国文化将无法寻找到自己的根基。坦率承认自身文化的缺点与发现它的优点同样重要，甚至这可能是同一块硬币的两面——不能发现缺点就不能理解优点。
研究表明，中国中央集权官僚体系具有内在稳定性、封闭性。历史上它有效压制商业资本、宗教。在现代社会，它可能成为抗衡私人垄断资本主义的主要政治形式。但是，历史上的官僚集团也存在缺乏忠诚度、价值虚无主义、投降主义等问题。显然，我们需要扬长避短。我们可以从两个方向解决这个问题，增强官僚阶层对人民和国家的忠诚度。一是强调社会主义理念和政治属性。二是对自身文化进行反思。 我们能够发现中国文化的断裂——自汉朝开始，儒家的诸多理念歪曲了孔子的思想。这样的重大问题似乎被人们忽视。有趣的是，几乎在同时代，西方文化也发生了重大的断裂，即基督教切断并改变了欧洲文化，它同样被今天的西方人故意地无视。很明显，中国大一统下的官僚体系的某些核心价值观无法与孔子思想共存。我们需要恢复孔子的高贵的德性政治，这意味着异族统治的历史不能被视为中国文化的正统，它们只能作为特殊的阶段纳入中国历史。这里的逻辑很简单，作为征服者，即使他们接受中国的表层文化，但为了维护统治的需要，他们总是倾向削弱并改造被统治民族的文化，也会有意识放大导致被征服民族失败的那些缺点。换句话说，他们总是试图切断被征服民族的文化脉络。
因此，寻找文化之根基有重大意义。失去文化根基，民族文化或文明就失去灵魂。失去古代人所拥有的诚实和高尚信念，现代文明将没有未来。综上，文化上的中国指的是渊源流长的“汉”或汉族文明，特别是它两千年来形成的道德和政治思想。基于维护中国文化正统的要求，我们必须以特殊方式理解满清王朝在中国的历史地位。满清王朝（女真民族）与俄罗斯帝国的历史纠葛不应被视为中国与俄罗斯的冲突，从文化中国角度看，中国与俄罗斯不存在历史上的领土争议。
二、善变的民族主义与普里戈任的叛乱
2023-10-21
提要：西方主流分析理论有意地使用线性模型，将民族主义等极端色彩的政治派系划归到所谓的“极右翼”，形成普遍的、刻板的认知。人们将它与左翼对立起来并拉远它们之间的距离。标准的或科学的做法是使用笛卡尔坐标系，在那里，通过纵轴向右平移，当代政治冲突得到清晰准确的描述。传统左右政治对立变成了私人垄断资本主义与新左翼的抗衡，民族主义成为左翼的追随者和同盟。
笔者在“从政治哲学论绿色甲醇能源之必要和紧迫”一文中讨论了俄罗斯未来政治格局的不稳定和潜在危险。本文继续从理论化的视角对民族主义及瓦格纳武装叛乱事件进行分析。普里戈任（Prigozhin）是这一事件的主角，他的政治标签是爱国主义或国家主义。因此，按照流行的政治归类，普里戈任属于俄右翼民族主义。笼统而言，这一派系还包括文化保守主义者、宗教势力和传统主义者。西方主流政治分析理论有意地使用线性模型，它将具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等极端色彩的政治主张划归到所谓的“极右翼”，因而形成普遍的、刻板的认知。无论支持还是反对这类“右翼”观点，人们都自动地将它与左翼或社会主义运动对立起来并最大化地拉远它们之间的距离。
标准的或科学的做法是使用笛卡尔坐标系，在横轴上，我们从右到左标识为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里的社会主义指包含多样性的社会主义形式。这种划分与传统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分处两端的分析模型有些差别，但意义重大。我们在后面进一步讨论。）。纵轴上，上下两端分别是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或所谓的全球主义。这是一种规范的分析，这意味着我们应该以这样的方式看待民族主义这一政治标签：对于左翼而言，民族主义者是团结和争取的对象，是同盟。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很好地结合起来并赢得胜利。冷战时期，伴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第三世界社会主义风起云涌。这表明，民族主义天然地与社会主义相联系。在相当广泛的意义上，民族性即人民性，离开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是可疑的或短视的。
在这样的分析框架下，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仍然是围绕私人垄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价值观的冲突，民族主义、世界主义都是分别反映在两种核心意识形态上的特殊意识形式。亦是说，横轴反映的政治对立和冲突是本质性的。理由是，传统左、右政治不仅各自具有强大的哲学基础也有政治经济方面的制度保障，它们贯穿于社会运行与个体行为的最基础方面。相反，理论和实践都表明，民族主义等特殊意识形式，鉴于在哲学和制度体系的缺陷，其可信度和稳定性等政治基础要素方面存在严重不足。
但是，对于当代某些民族意识而言，面对资本主义全球化，它将反全球主义视为直接的政治目标。这种“意识形态”的独特性在于，它在情感上、在直觉认知上的自然性与政治上的不自然或幼稚性形成强烈反差。在越来越紧密联系的现代国际政治中，民族主义无法长期稳定地解决政治的基本问题：区分敌人和朋友。在日趋成熟的国内政治上，它依然无法妥善处理“敌友问题”。这个关系毛泽东曾着重强调过，德国政治思想家卡尔.施米特则明确将政治定义为区分敌友。民族主义以情感和口号打动人民，却常常不愿意以制度化的措施（社会主义）保障人民的利益。在国际政治层面，民族主义本质上倾向于孤立主义，它否认政治的“敌友问题”或者仅仅从机会主义立场理解和处理这一问题。因此，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无法有效应对当今世界的高度对抗性的政治，甚至常常助敌击友。
民族主义精英并非不了解这种“意识形态”内在缺陷，因而，当他们意图避免向左转的时候，他们总是拒不承认自由主义“历史终结论”的现实可能性，亦即，他们倾向于否认存在一场严峻的整体性对抗这样的政治现实，以此为不合理的政治选择做辩护。纳粹德国是众所周知的典型例子。它用社会主义口号吸引人民，然后试图摧毁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历史学家总是以希特勒等少数领袖的疯狂解释这种逻辑上的荒谬性，但真正有力的解释是，国际垄断资本集团操纵了纳粹党和国家机器。另一方面，民族主义在政治上很不稳定，它很容易被阴谋集团操纵和利用。这就牵涉到精英的忠诚和诚实性问题。越是现代性，越是世俗化，由此，精英被收买和控制实际上是普遍和很难避免的问题。从诸多例子，足以看出民族主义的危险性，这正是我们关注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原因。
民族主义的“右倾化”是我们要讨论的第二个方面。在现实中，民族主义脱离了自身的规范，表现就是从笛卡尔坐标系的纵向中间位置被人为地抛到了所谓的“极右”。在当代法国有一个典型的政治案例。近十年来，法国政坛由社会党和共和党两党垄断左右两翼的政局彻底完结，取而代之的是三党鼎立的局面：代表中间进步势力的“共和国前进党”（马克龙）、代表极右保守势力的“国民联盟”（勒庞）以及代表激进左派的“不屈法国”（梅朗雄）。“极右”派与左派都持亲俄立场，但它们的分歧如移民问题被放大，而它们的国际共识的重要性则被严重削弱。导致“中间派”马克龙在最近两次总统选举中渔翁得利。这一结果直接影响了俄乌冲突及欧洲相关政策。从客观角度看，“民粹”与“大众”如此对立，无法妥协。法国这种政治结构是荒谬的。究其因，虚假的左右分立政治分析和媒体影响不可忽视，而国际（资本）势力的操纵则很可能是背后真正的原因。类似状况在俄罗斯政治中正在形成，最终，我们很可能看到欧洲与俄罗斯极右势力全面登顶的“和谐”场景，但考虑到被操纵的因素，其后果和对中国的影响将更为严重。
如果我们适当地换一个方向，从客观的和右翼立场审视左翼，同样能发现问题，即对左翼教条主义构成挑战。我在最近的文章中做过分析，它集中于左翼正统思维对政治危机的判断以及策略调整扩大同盟问题上。这里不再赘述，仅以政治坐标系简单分析。传统政治谱系分析中，左右分别对应资本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这种结构更容易使民族主义被甩到“极右”位置。由此形成某种吊诡的情况——左翼教条主义与极右派在策略上的暗合。
在新结构分析中，新型社会主义或新时代社会主义相当于将纵轴向右平移，原来的政治对立变成了私人垄断资本主义与新社会主义的抗衡。过去对这种实际政治变化存在诸多有趣的解释。除了政治策略的解释，它也被理解成传统社会主义的退却或资本主义的胜利。其后，这种模式在东方的经济成功更多被赋予国族主义的意义，相应地国际垄断集团的反制也被理解成国与国的对立而非意识形态的新型冲突。但我们从修正的政治坐标系可以看出远为广泛和深刻的意义。根本问题在于，我们需要突破人为设置的思想藩篱，为新左翼理论寻找哲学基础。事实上，新型社会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深厚的传统基础，由此它区别于西方的各种新左翼和社会民主主义等虚伪的批判流派。围绕高尚政治和正义观念，东西方文化也是相同的。古代思想家孔子、柏拉图早已为人类指出了光明之路，但现代人因为自私、狭隘和短视忘记了自己的真正目标。
垄断资产阶级的学术和舆论诱导人们习惯于那种线性的政治分析框架，将扭曲、变态的东西当做正常。对俄罗斯民族主义，我们可以有一个大致的判断。旧的时代一去不复返，沙文主义已失去了它曾依赖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在我们这个时代，唯一的“沙文主义”是国际垄断资本推动的单极秩序，那么那种拒绝人民团结和国际联合的民族主义还剩下什么真实内容呢？它表面的独立实际上是对外部压迫的臣服；它口中的忠诚是行动上的背叛；它的勇敢、刚烈是愚昧和被欺骗的结果。只有一样东西可能是真的，那就是俄罗斯的欧洲情结。但这绝对是缺乏反思的肤浅观念，是将失败的精神和自由奴意识当做楷模。
民族主义是俄罗斯的最具活力同时也最危险的政治派系。尽管精英们在公开言论中隐藏他们的观点，但我们很容易根据理论分析得出结论，在公共舆论中广泛传播的“中国威胁论”主要源自民族主义思想。反过来，在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俄罗斯恐惧症或反俄主义也来自民族主义。很明显，这两个国家的民族主义之间的相互拮抗有一个真正的受益人——西方统治集团。既然没有理由轻视这些民族主义精英们的智商，那么，他们的动机就是令人怀疑的。另一方面，西方集团并不掩饰其推行世界新秩序的终极目标。它原来的敌人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联盟，但是从中苏分裂开始，到今天，西方集团已经取得关键性胜利。如果未来它能控制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大国中的任何一个，那么基本上这将确保它最终赢得完全的胜利。由于无法有效应付中国特殊的政治文化，美国统治集团认为，用“胡萝卜”策略将中国拉入西方体系的企图已经失败。另一方面，对美国来说，直接将俄罗斯拉入西方世界的做法风险很大，俄欧之间加强它们的地缘、经济和文化联系很可能威胁和破坏国际垄断集团赖以生存的大西洋联盟。因此，美国选择恢复对抗路线，准确地说是打压与怀柔交替的策略。该策略的最大风险是导致中俄联盟，因此，美国唯一可能的对策就是撬动民族主义这根杠杆以消除这种威胁。这几乎是由美国统治集团公开的战略目的推导出来的唯一结论。我认为，国际垄断集团对它看似愚蠢的激怒俄罗斯策略的信心在于它对俄罗斯政治的渗透和影响力，以及，历史上它操纵欧洲民族主义并获得了巨大成功的经验。
由此，美国的进攻路径昭然若揭，大致应为“历史终结”之战的三部曲。第一步，西方集团不断对俄罗斯施压，遭遇反抗则增加压力、加剧冲突。在战争的刺激下，被国际势力影响或操纵的俄罗斯民族主义不断壮大。另一方面，对左翼实施夹攻。从右边的方向，用爱国主义瓦解和吸引左翼力量，扭曲左翼的立场并将社会主义成为爱国主义的附庸，削弱左翼领导力。从左的方向，煽动正统理论的教条主义或托洛茨基主义变种，这种教条主义毫无根据地传递乐观主义情绪，使人民群众丧失危机感和行动力。它也有效地切断左翼与民族主义派系联合的可能性。结果很可能是，在普京退休前后，俄民族主义势力将以合法或非法手段掌握权力。我们预测这一阶段持续时间较长，据设定目标仍有大约10-15年。第二步，美国实际上掌握着台湾问题的主动权。它将适时挑动台海冲突，进一步将对华政策从遏制转为全面制裁和封锁。与此同时，西方集团转而修复与俄罗斯关系（它同样牢牢掌控战争与和平的选择权！）。俄民族主义右翼政权将以国家利益的名义“被迫”加入西方集团对中国的经济围堵。促使中国在巨大的经济压力下和平演变或发生颜色革命。在中国民族主义者们欢呼完成统一大业时，国家政治却将发生质的变化。第三步，中国的自由派与民族主义派系结盟，他们同样地基于“国家利益”正式加入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自由的孤岛”俄罗斯再次遭到围攻，无论如何，结局已经注定：它将逐步被肢解并向美国投降。此后，在全球范围内，将有一场从肉体和精神上彻底清除社会主义的运动。人类从此进入一个不可逆转的新型奴隶制。
一旦我们理解了全球政治冲突的背景以及右翼民族主义内在性质，就更容易理解普里戈任事件和他领导的武装叛乱。普里戈任肯定不是爱国者，他在社交媒体展示士兵尸体以胁迫最高指挥部的做法就已经暴露了他的内心。他只有私欲和野心，他对俄罗斯人民没有感情。此次叛乱，在毫无必要的情况下，瓦格纳击落俄空军飞机、杀死多名飞行员，更显露出他对俄罗斯的仇恨。但是，借助民族主义口号和情绪性煽动很容易诓骗大众。若有资本和媒体加持，这类政治骗子就被包装成英雄。这就是冷酷的政治现实，无论历史提供多少教训，政治骗子们总是屡试不爽。
我们知道，这一事件发生的背景是，俄当局已经意识到私人军事组织对国家安全的潜在威胁，开始实施“国有化”措施。在瓦格纳军团将要失去在俄罗斯从事活动的权利并事实上解体后，对右翼幕后集团而言，利用最后的机会进行挑衅是没有多少代价的。实际上，这类看似匹夫之勇的行动显然都不是个人行为，而普里戈任本人可能自认为能够预判最后一定能以和解告终。他可能付出一些机会成本，因为此事件他将失去个人的政治前景，最终他的死亡将他个人的一切都画上句号。但实际情况是，一个有刑事犯罪前科的人原本就不会有很好的政治前途，他成为幕后势力的弃子毫不奇怪。另外，一些证据显示普里戈任早已罹患癌症，他心甘情愿选择极端越轨行为乃至最后神秘死亡似乎都能得到解释。
那么，这次叛乱有哪些影响？我们可以合理地认为这些影响就是事件操纵者追求的东西。
1，即使不考虑这次叛乱成功的可能性，该事件起了很恶劣的示范作用。它摧毁了政治法律标准。因正值国家危难之际，当局最终以妥协方式处理叛乱，今后将很难再针对类似事件适用叛国罪名了。这将极大地鼓励政治投机行为和野心家。如果是普里戈任因癌症濒死而选择自杀，这位“爱国者”就粘上更多俄罗斯人的鲜血，并将政治报复的罪名引向当局。无论那种情况，受损害的都是国家和最高领导。
2，对整个社会政治生态进行了一次测试。正如我们所分析的，对普里戈任及右翼势力的幕后操纵者而言，瓦格纳的叛乱行动几乎是“免费的”。通过它，他们可以检查各路精英中谁是自己人，可以观察和评估社会不同阶层、不同政治派系的反应。这可以看成为未来政变做准备。右翼民族主义者一直自视为俄罗斯国家的正统代表，向人民隐瞒其哲学上虚无主义本质以及毫无政治建设性的根本问题，他们要求政治领导权并拒绝向左转，这实际上是对俄罗斯人民的欺骗。如果民族主义右翼集团不能通过合法手段控制俄罗斯，那么它必然要通过武力夺取政权。表面上看，这是右翼精英拯救俄罗斯的方式和道路，但实际上这是一条通向孤立主义甚至法西斯主义的道路。这个目标完全符合我们推测的国际垄断集团的战略计划和步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