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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公众号“林楚依”

前言

不容否认,文革中是出现了一度的混乱,集中在1966年夏——1967年春,前后不到一年的时间。而66年打砸抢、武斗最凶的阶段,公认是在8月份,民间称为“红八月”。提到“红八月”,就必须讲讲“西纠”和“联动”。 

       我稍后会把现在官方编纂的1966年大事记转载给大家。这里先给大家提个醒,整个1966年,刘少奇、邓小平并未被打倒,走资派们还在走,两条路线的斗争还处于胶着状态。刘邓于6、7月份派出工作组进驻学校,企图转移文化大革命的斗争方向,让群众斗群众。这在邓小平1968年致中央《我的自述》和1967年4月邓榕对邓小平的揭发信中都有交待:其实,只要从动机去分析,就不难得出结论。毛主席发动此次运动,目的“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为一位英明伟大的战略家,他老人家怎么会转移、干扰斗争大方向,自己制定的《十六条》,然后自己给自己拆台?谁最希望武斗、最希望群众斗群众、最希望转移斗争大方向?或者说这样做对谁最有利?无疑是“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是任何一位稍有逻辑常识者,用脚丫都能分析出来的唯一合理的结论。

  “西纠”的成立,以及之后“联动”的成立,是研究文革历史、特别是文革武斗不能回避的。而官方恰恰竭尽所能绕开这段历史,对全民族进行洗脑。“西纠”的成员都是当时的高干子女,他们成立“西纠”的真实用意,就是力图“保爹保妈”,把运动矛头转向群众,把水搅浑。由于他们恶贯满盈,民愤极大,最后被中央文革取缔。他们的老爹老妈,也都纷纷作为走资派被揪了出来。于是“西纠”、“东纠”、“海纠”于1966年底又纠集在一起,成立了“联动”,公开向中央文革叫板,和文革唱反调。但是很快就在1967年春被取缔了!

  文革之后,他们的爹妈(走资派)纷纷被平反,恢复工作。这些当年高喊着“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以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狗熊儿混蛋”等血统论的官二代,要接老子的班,而他们参见过反革命组织“西纠”、“联动”的历史肯定会影响他们前途。于是,中组部、公安部、共青团中央于1984年下发了『关于《联动》、《西纠》彻底平反通知』。为他们顺利接班,彻底扫清了政治上的道路。接下来,在转载披露”西纠“、“联动”罪恶史的文章内容中,大家会看到部分当年打砸抢,如今身居政商高位的骨干分子的名字。相信大家一定会若有所思的。

  毛主席发动文革,就是要扫除特权阶层,铲除官僚主义,让工农真正当家做主。四届人大代表中,工农的比例高达51.1%,政府高官中有农民(陈永贵)、有工人(李素文、吴桂贤),等等。反文革派复辟后,人民民主专政政权重新沦为权贵们的世袭江山。今天,这种官员世袭现象俯拾皆是。就连2013年5月26日《人民日报》都不得不承认,底层上升通道受阻,社会阶层固化趋势加剧,贫穷将会代际传递,一代穷世代穷。可社会上那些非富非贵的大众,却还有不少人为这样的复辟叫好,是不是有点被人卖了还帮着数钱的味道?

正文

“西城红卫兵纠察队”,(简称“西纠”)

  1966年8月应“文革”之风而起的北京“西城红卫兵纠察队”,(简称“西纠”)是后来“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的前身。两个组织主要成员皆以所谓共产党“高干子弟”为主力。

  “文革”初期北京城一系列的“抄家”和打砸抢杀的恐怖狂潮,是在1966年“818”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检阅红卫兵之后,由“西纠”带头挑起的。他们到处贴布告,散通知,把“黑五类”极其子女吓得东躲西藏。影响所及遍布京城辐射全国。如西安“文革”初期也仿照“西纠”成立了“红色恐怖队”。

  8月25日,“西纠”发布成立宣言,声称其成员是红卫兵的优秀分子,中坚力量,纠察队是革命的造反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是解放军驻京部队的亲密战友,要坚决镇压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孝子贤孙的反革命行动。在这个文件中,首次将资产阶级和五类分子并列,成为六类分子,而且强调镇压的是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女即“资产阶级孝子贤孙的反革命行动”

  8月25日,也就是“西纠”成立的同一天,北京三中、女三中、四中、女四中、六中、女六中、八中红卫兵联名发表的《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①《红卫兵报》第2 期(1966 年9 月4 日),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指挥部主办。)文中更加直接地透露出“西纠”成立的原因:『目前,正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汹涌澎湃之时,阶级敌人刮起了一股黑风。他们也喊“造反”,也组织“造反队”,但他们造的是无产阶级之反。他们也提“倡议”,也发“通令”,但他们发出的是形“左”实右的反革命的叫骂声。他们甚至把矛头指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指向我们的革命老首长、老干部。他们抄革命老首长的家,截革命老首长的车,咒骂革命老首长“生活腐化”、“养尊处优”,勒令“搬家”,“辞保姆”,打匿名电话进行威胁,等等。这是疯狂的阶级报复!这是十足的反革命!我们革命的红卫兵绝对不能容忍!绝对不能答应!!我们最严重的警告那些地主资产阶级混蛋们: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已经成立了!你们胆敢“造反”,胆敢“翻案”,胆敢再动我们革命老前辈的一根毫毛,我们就和你们拼命!断头流血何所惧!横扫妖魔全无敌!反正国家机器在我们手里!革命的红卫兵们,立即团结起来!行动起来!保卫国家机关!保卫国家机密!保卫革命老前辈的安全!维护社会治安!坚决打退反革命分子的猖狂进攻!

  这些话语和8月25日公布的《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宣告成立》中的观点十分一致,又一次亮明“西纠”的思想观点和成立的目的:崇尚血统论,保护老干部,规范红卫兵的造反行动,维护造反秩序。这是“西纠”与其他造反派组织的分歧和重要区别。

  在“西纠”成立、上述文件发表以后的几天,在北京掀起了抄家、殴打、刑讯、杀戮的高潮。据官方统计,从八月底到九月初,有1772名北京市居民被杀。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被杀,而是被严刑残酷折磨致死。这是北京市的“玻璃之夜”(注:又译作“水晶之夜”、“碎玻璃之夜”,指1938年11月9日至10日凌晨,纳粹党及冲锋队袭击德国全境的犹太人的事件。这被认为是对犹太人有组织的屠杀的开始。因暴行后到处是打碎的玻璃而得此名),这是北京市居民永远不能忘记的惨烈一幕。
  8月25日,“西纠”成立,26日,北京市被打死人数就从二位数升至三位数!“西纠”成立后展开活动的几天,也就是北京市被虐杀人数最多的几天!而在这一非常时期里,在北京市被虐杀总人数中,数“西纠”主要活动的西城区死亡人数最多,为333人,比第二、三、四名的总和还多。

  “西纠”和后来的“联动”之别在于,“西纠”时期,其成员的“高干老子”尚未被打成“走资派”,因之个个气焰嚣张,“抄家”、“破四旧”凶残无比,毁灭的家庭打死的人不在少数;而到了“联动”时期,其成员的“高干老子”多数已被打倒,他们既得利益丧失,故此转入打砸劫甚至内讧的消极“革命”阶段。

  大家熟悉的“红卫兵”头戴军帽,一身黄军装,腰束军用宽皮带,就是由“西纠”首先定型;而“联动”的标准服装则是一身蓝布制服,内穿白衬衫。蓝制服袖口要特别卷起将衬衫白袖露出,脚上必须穿的是白色回力牌高腰球鞋。常骑着自行车一群群风驰电掣从大街上掠过,以忽聚忽散的方式,搞所谓“飞行集会”。

  令人费解的是,至今竟然基本未闻“西纠”或“联动”之踪,仿佛这两个骇人的恐怖别动队从来就没有存在过。“西纠”的主要成员有孔丹(孔原之子),陈小鲁(陈毅之子)、董良融(董必武之子)、李三友(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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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底黑字袖标是造反派红卫兵,红底黄字袖标是文革之初保皇派红卫兵。

红卫兵领袖们的前世今生 (作者:文贝)

清华“三临”:指清华大学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临时筹备委员会、清华大学红卫兵临时总部、清华大学红卫兵总部临时主席团。分别成立于1966年7月29日、1966年8月19日、1966年9月16日。主要人物包括刘涛(主任)、贺鹏飞(副主任)、李黎风、王新民、乔宗淮、刘菊芬等。

红卫兵一司:全称“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1966年8月27日成立的既保工作组又保老干部,总指挥汪延群。 

红卫兵二司:全称“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1966年9月5日成立,与红卫兵一司大方向基本差不多少。 

红卫兵三司:全称为“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1966年9月6日,是当时高等院校的少数派,基本态度是造各级党委机关和领导干部的反,与一司和二司对立,司令朱成昭。 

“西纠”:全称“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成立于1966年8月25日。成员单位包括北京三中、红大附中(女一中)、北京四中、女三中、六中、八中等31所中学红卫兵组织,后来又19所中学加入。以干部子女红卫兵组成,司令为孔丹,副司令为陈小鲁和董良翮。其它主要骨干包括:牛皖平、于增寿、彭小蒙、卜大华、宫小吉、秦晓(现招商局董事长)、王向荣、赵胜利、、栗胜利(六中)、邓榕、马凯(北四中)、卜大华、骆小海、彭小蒙)、张承志、陶正、郭冀豫等,后来的名人任志强、薛蛮子等也是成员之一。 

联动:全称叫“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1966年12月5日宣告成立。组织者是北大附中、清华附中、石油学院附中、八一学校、101中学等海淀区十几所中学红卫兵的负责人,总部设在北大附中。以高干子女红卫兵组成。代表人物有牛皖平、于增寿、李单纲、项东平、彭小蒙、周春英、宫小吉、卜大华、马晓军、张路宁、任志明、邹平、赵战平、董良翮、孔丹等。 

“井冈山兵团总部”:成员包括蒯大富、沈如槐、孙怒涛、鲍长康等。 

“井冈山四一四总部”:是从井冈山分裂出来的组织。成员包括沈如槐、孙怒涛、汲鹏、陈楚三、任彦申等。 

北京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北京市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官方组织,核心组的组长李冬民。 

天派:主要组织之一是北京航空学院“红旗”,北航的“航”即航空,是和天有关的。 

地派:主要组织之一是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就取它的“地”字。 

“天派”、“地派”的“领头羊”北大“新北大公社”、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地质“东方红”、师大“井冈山”等 “左派”造反红卫兵组织,主要头头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号称北京造反派红卫兵的“五大领袖”。

文化大革命率先起事的红卫兵领袖们

卜大华,清华附中红卫兵领导人,红卫兵发起者之一,七级部某分部政治部主任卜文达之子。后下乡参军, 1990年曾发表“红卫兵之旗”一文。 

骆小海,又名杨海平、朱小海,清华附中红卫兵领导者之一,后移民美国。曾公开宣布“我是嫖娼者,嫖娼是美的,妇女卖淫是人性与经济的必然选择。” 

张承志,清华附中红卫兵骨干,红卫兵名称创始人,“西纠”成员,干部子弟。后下乡, 1972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分配到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社科院工作。后成为穆斯林作家。 

张晓宾,清华附中红卫兵骨干,军干子弟。后插队,参军。后国家体改委研究所所办主任、中翰科技经济发展总公司总经理。 

谭力夫,北工大“巴黎公社”红卫兵负责人,“出身论”的抛出者,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谭政文之子。后参军官至大校,转业后任故宫博物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 

彭小蒙,又名肖梦,北大附中红卫兵领袖,“三论造反精神”主笔,“西纠”、“联动”成员。父亲彭炎时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后中信出版社《比较》杂志负责人 。

杨冀平,矿院附中红卫兵发起人,开国上将杨勇之次子。后任重庆警备区少将司令。 

刘歌,矿院附中红卫兵发起人,父亲刘春时任中共中央统战副部长。珠海延安精神研究会监事长。 

刘克府,又名朱新华,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领导人,红卫兵一司副总指挥,开国上将朱良才的次子 

苏晓前,北京航空学院“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 红卫兵领导人,开国中将苏静之子。后在济南军区服役。 

徐甘泉,“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红卫兵,开国中将徐立清之子。海军葫芦岛试验基地少将司令员。 

汪延群,北京轻院红卫兵领导人,红卫兵一司总指挥,开国少将汪东兴之女。1968年参军。转业在中共中央办公厅老干部局任职。 

朱新民,北京轻院红卫兵领导人,红卫兵一司参谋作战处长,开国上将朱良才三子。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朱新加,人民大学红卫兵,开国上将朱良才的长子。武警部队纪律检查委员会专职副书记,武警少将。 

朱佳木,人民大学红卫兵发起人。父亲朱理治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中国社会科学院胡乔木院长秘书、党副主席陈云同志秘书、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刘平凡,人民大学红卫兵,红卫兵一司副总指挥,开国中将、文革副组长刘志坚长女。 

程辛联,人民大学红卫兵,内务部副部长程坦之女。首都图书馆副馆长,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妻子。 

刘涛,清华大学“文革”临时筹委会付主任、校临时主席团和清华大学红卫兵主要负责人之一,自控系“文革主任。”北京铁道分局退休。 

贺鹏飞,清华附中“文革”临时筹委会主任,校临时主席团主任委员,机械系“文革”主任,主持军委工作的元帅贺龙之子。后军区中将副司令。 

李黎凤,清华大学校“文革”筹委会、临时主席团及清华大学红卫兵主要负责人之一,工物系“文革”主任,中央政治局委员李井泉之子。总参大校副所长。 

刘菊芬,清华大学红卫兵总头目,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宁一之女。北京四通公司副总裁。 

乔宗淮,清华校“文革”临时敌委会、临时主席团、红卫兵临时总部主要负责人,数力系“文革”主任,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之子。外交部副部长。 

胡劲波,清华大学机械系“文革”负责人,团中央书记胡克实之子。 

王新民,清华“三临”的负责人之一,无线电系“文革”负责人,中央监察常委王维舟之子。 

王苏民,清华“三临负责人之一,无线电系“文革”负责人之一。 四机部部长王铮之子。中央警卫局少将副局长。 

秦晓,北四中红卫兵,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成员,父亲秦力生为中科院办公厅主任。招商局集团董事长和招商银行董事长。 

刘允若,刘少奇之子,七机部工作组。后在七机部工作,1977年病逝。 

刘允真,刘少奇之女,丰台农业学校工作组。长沙市商业银行北区支行副行长退休。 

刘平平,刘少奇之女,师大一附中革委会主任。国内贸易部科技司司长。 

刘婷婷,刘少奇之女,师大女附中革委会委员。北京联亚集团董事长、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董事长。 

邓楠,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之女,师大女附中革委会委员。中国科协党组书记,中央委员。 

邓榕,邓小平之女,中央美术学院革委会副主任。总政组织部副处长,驻美大使馆三秘,全国人大常委会政研室副主任,民主与法制出版社社长。现任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副会长。 

邓朴方,邓小平之子,北大校党委委员。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名誉主席,中共第十五届、十六届中央候补委员。 

贺捷生,贺龙之女,北航红卫兵。军事科学院少将军事百科研究部部长。 

薄熙来,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之子,“联动”成员。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 

孔丹,中央调查部长孔原之子,文革红卫兵头头,“联动”、“西纠成员”。中国中信集团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董良翮,国家副主席董必武之子,革委会的头头,“联动”成员。广州中联置业公司董事长、天津天信鼎盛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胡德华,北大附中红卫兵头头,时任共青团中央书记胡耀邦的儿子。中科院软件中心负责人、北京泰利特科技公司董事长。 

王小平,清华大学红卫兵头头,红卫兵一司负责人之一,中央文革成员、中南局第一书记王任重的女儿。 

宋彬彬,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副总理宋仁穷之女。加入美国国籍,英资北京科比亚系统工程有限公司和北京科比亚创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丹淮,元帅陈毅之子。总装备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少将副主任。 

陈晓鲁,元帅陈毅之子,“西纠”成员。驻英国国防副武官、标准国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牛皖平,北大附中红卫兵头头,牵头成立了“联动”。 

宫小吉,北大附中红卫兵头头,“联动”成员,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宣言的起草者。 

于增寿,京工附中红卫兵头头,“联动”主要成员。 

文化大革命后天起事的造反派红卫兵。

聂元梓,北京大学文革主任。83年判刑17年。 

蒯大富,红卫兵组织“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三司”总勤务员。83年判刑17年。出狱后受聘山东蓬莱司家庄村振兴实业公司任工程师。后又到深圳受聘于民办及中外合资的一家网络公司。 

谭厚兰,红卫兵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战斗团负责人。文革后患有宫颈癌于82年11月去逝。 

韩爱晶,红卫兵“北航红旗战斗队”总勤务员。83年被判刑15年。 

王大宾,红卫兵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总政委兼司令。78年判刑9年,出狱后担任都江堰市凿岩钎具公司总经理,是中国钢钎具理事。 

沈如槐,“井冈山四一四总部”负责人。北京天合电子技术公司总经理。 

朱成昭,北京地质学院红卫兵负责人,“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三司)主要负责人。后与叶剑英女儿凌子相爱,被以“偷了地质部的国家机密,企图偷越国境”正式逮捕。1980年平反后经商未成功,1998年9月因心脏病去世,时年57岁。 

李冬民,北京25中学生,后改名李国良。北京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组长。1977年被打成“李冬民反革命集团”头目入狱。1980年获得平反。1985年因诈骗罪被北京市一中院终审判处有期徒刑6年。 

相同红卫兵的不同命运

以干部子弟为中心的“红二代”红卫兵被称作是“保皇派”。特点是最早发起红卫兵运动,并在文化大革命中率先起事,后天成了既得利益者。普通家庭出身的红卫兵被称作是造反派红卫兵。特点是后天起事,在文革期间基本落魄。文革后受到追究,下场普遍不好。 

就名气而言,“保皇派”红卫兵领袖最著名的当属刘涛、卜大华、彭小蒙、谭力夫、汪延群、陈晓鲁、刘菊芬、李黎凤。 

造反派红卫兵领袖最著名的当属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朱成昭、沈如槐、李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