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新冠疫情至今，国际局势急剧动荡，中国的准盟友国家叙利亚、伊朗落入了已被敌方颠覆或正被颠覆的孤立无援境地，接壤的周边小国也接连爆发战火，而北方的大国友邻却借口陷入战争泥淖甩掉传统政治责任。中国的安全空间如今被大幅压缩，并且在可预见的未来还将被继续压缩，直至完全陷入被围堵和孤立的境地。然而在生死存亡的时刻逐渐逼近之际，国内政治却遭到了意识形态的严重撕裂。当下几种危险的主流思想像是精心计划地一样四面夹击、相互配合，阻止中国拿出应对危机的有效手段。
1.亲美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是一种旨在限制甚至取消政府权力，使资本主义经济不受阻碍地自由发展，并将个人权利置于其他利益之上的意识形态。无论自由主义是否虚伪且有害，直至今天，它都是世界上最强势的政治主张，当下的欧美大国无一不建立在自由主义的思想基础之上。而在我国，自由主义者所秉持的是反体制的投降派立场，认为“识时务者为俊杰”，中国应当向自由民主和“文明”的代表——美国俯首称臣。他们相信自由主义，更相信与其关系密切的恃强凌弱的丛林法则。他们的站队基于他们对世界局势的清醒认识：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主义阵营空前强大，它们横扫全世界90%以上的国家，现在到了收官阶段，中俄被收入囊中只是时间问题。
亲美自由派通常作为“殖人”“汉奸”受到道德谴责，他们的投降观不可能在反美的长期大环境下被其余的国人直接接受。更重要的是，向美国直接投降意味着不做任何反抗就接受了被奴役的命运。从巴勒斯坦人被以色列肆意凌辱、虐待却无可奈何的境况中不难看到，欧美高举的所谓自由民主在现实中不过是现代奴隶制，它将使99%的人类（占领华尔街口号：我们是99%）承受犹太人与极少数欧美白人精英构成的特权人口的残酷统治，毫无自由和尊严可言。此外，中国在中美对抗中处于劣势地位，但如果能够联合世界人民共同对抗国际垄断集团所主导的自由主义阵营，我们并非没有胜算。所以无论如何必须坚决抵制自由主义投降派。
目前亲美自由派只在国外网络拥有巨大声量，国内的自由派一般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发泄反体制情绪，或者在社交网站上发一些阴阳怪气以免把柄被抓的亲以亲美内容。然而另外一些更为强大而危险的主流思潮正在外部推手的操纵下，以迂回的方式达到亲美自由派的目的。
2. 极端民族主义
此处极端民族主义指对立于国际主义的自大傲慢、自私自利、自我中心主义的民族心理，它已成为目前民间的最强思潮。根据本人五年多来对互联网民族主义思潮的观察，近几年迅猛兴起的极端民族主义可以说是以何新等西方伪史论者为始作俑者。
伪史论者自称西史辨伪，有意强调“辨”及其暗示的学术性，但事实上他们发动的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政治运动，与学术没有半点关系。伪史论牵涉了考古领域内众多专业的跨学科门类，包括古文字学、文献学、地质与环境科学、文物保护技术、物理化学技术等，但目前为止，所有公开质疑欧洲和中东古文明的伪史论者都不是考古专业出身，也没有对上述学科进行跨学科研究的能力。如果他们真的愿意以谦逊、真诚、严谨的学术态度进行讨论，那么伪史论的影响范围只可能局限在很小众的学术圈内。但何新、黄河清等业余人士却故意将那些需要大量学者进行长期研究的议题抛入公众领域，回避严谨论证与专业人士的回应，以情绪化的语言输出和爱国包装鼓动民众拿出专家都不可能短时间内完成的专业判断，要求他们在西方伪史论与信史论之间做出明显的倾向性选择。当有人提出异议时，伪史论者不仅顾左右而言他，不肯正面迎敌，还对反对者进行智力和人格侮辱。这些行为扰乱了正常的了学术生态，造成高学历人群与被误导的非专业人士之间的矛盾，激化了社会对立。其表现出的对其他古文明和西方文明的贬低与敌意也严重破坏了我国的国际形象。
伪史论大约在2005年左右就处于酝酿之中，2013年何新出版了《古希腊伪史考》，声称古希腊文物全属伪造、古希腊历史子虚乌有，正式拉开西方伪史论的序幕。需要说明的是，伪史论之所以会从攻击古希腊而不是更早的古埃及和两河流域，根本原因在于国际垄断集团需要紧急掩护自由主义，捍卫它在中国的影响力。21世纪第一个十年，刘晓枫与甘阳等学者引进了与古希腊哲学关系密切的法学家卡尔·施米特的文章和施特劳斯学派的观点，在此基础上反思启蒙运动和现代性，推动中国学界系统研究柏拉图、色诺芬等古典文本。国内这场回归古典的运动实际上是对欧美自由主义哲学的一场讨伐，因为只要深入研究就不难发现，反现代性的柏拉图政治哲学是自由主义最好的解毒剂。在古代中国，虽然法家思想与两千年的中央集权实践很好地压制了资本主义，并因此抑制了为资本主义奠基的自由主义思想，但始终没有形成一套真正的反自由主义学说。柏拉图的理想国和哲人王模型实际上是唯一深刻揭露自由主义致命弱点的哲学理论——由于人性使然，血缘关系与私有财产极有可能影响统治者做出违背理性的偏私决策，因此之故，所有政治制度中民主制是最容易滋生政治腐败所以也是最糟糕的一种。柏拉图的巨大杀伤力导致自由主义者几百年来不断用极权主义对他进行诋毁、污蔑、打压和但是在中央集权的中国，这样的攻击收效甚微，于是国际垄断集团很自然地选择改变策略炮制古希腊伪史来架空柏拉图。由此也能推测出，此前以共济会阴谋论闻名的何新很可能同样是国际垄断集团所操纵的精英俱乐部的打手。他们祭出古希腊伪史论后，刘晓枫等哲学学者关于古典思想的讨论几乎销声匿迹。
继《古希腊伪史考》，何新马不停蹄地推出了古罗马、古埃及和两河流域伪史论，又在自媒体时代提出西方的科学技术剽窃自明代的《永乐大典》。如今这一观点在互联网时代爆火，尤其被“爱国”的赢学人士奉为圭臬。对此先不去深究古代中国人普遍存在的经验思维和巫术思维能否支撑得起科学理论和技术的发展，也不去理会一个常识，即包括西方在内，任何地区的自然科学需要经过数百年积累才可能得到长足发展。我们假设欧美的确通过耶稣会士窃取《永乐大典》才发展出先进科技的，那么为什么中国没能更早拥有领先其他地区三百年的科技？是因为西方民族远比中国人聪明还是如自由派所说的那样，西方的资本主义尊重科学技术，而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更倾向于禁锢民智（哪怕宋明统治者有切实的防卫需要去发展先进武器）？如果把原因归结于后者，那么伪史论者不仅亵渎了基本逻辑和常识，而且在制度上就否定了中华文明相对于西方的先进性，这显然不符合中华文明全方位领先世界的伪史论一贯主张。虽然西方伪史论存在如此明显的逻辑漏洞，但它依然能够在互联网越炒越热，显然得到了社交平台的流量支持。各平台与伪史论的深度勾连更体现在头部爱国网红金灿荣、张捷、陈平等公开站台伪史论。这几位网络大咖连同张维为、司马南的账号都在四月传媒旗下，而四月传媒的大老板则是有着深厚的华尔街金融背景、专注国内互联网爱国生意的李世默。必定有了李世默的授意，网红爱国学者才会为西方伪史论出面背书，这也再次证明，西方伪史论的背后不可能没有海外间谍机构的支持。
从政治上看，伪史论与赢学发生化学反应产生极端民族主义是必然的。伪史论者认定，我国出土的青铜器、瓷器、丝织品等古代文物表明中国的科学技术曾远远领先世界，而且只有中国文物为真，欧美出土文物皆属伪造。这种洗脑方式空前抬高了中国古代的物质遗产，同时极大贬低了中华文明之外的所有文明。这给业余者的民族自信心带来无比巨大的刺激，因为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将科技落后视为曾经中国被侵略的根源。如今中国在军工方面的突破性飞跃让这种自信达到顶峰。但现实中，民族自豪感一遇到国际政治就变成了低级猥琐的民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者吹嘘中国已经能够战无不胜，让美国阵营瑟瑟发抖；改革开放以来的辉煌成就必定会延续下去，中国永远得到命运的垂青。但在中美竞争中他们以力保经济民生为由，绝不讨论中国如何占据主动，收复台湾并与美国脱钩；在以色列对加沙人实施种族大屠杀的过程中，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者会在第一时间压制任何要求中国介入加沙局势的呼声，极度自私地要求毫无战略纵深的加沙哈马斯像中国抗联一样抵抗到底，却无知于苏联对中国抗日队伍的极大帮助，包括接纳抗联士兵进入苏联境内并实施保护。更诡异的是，真正涉及利益攸关的国家大事时，极端民族主义者却一反常态，闭口不谈他们国家利益至上、经济发展为纲的原则。这一点在最近的伊以战争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伊朗的地缘位置和政权性质决定了它的政治稳定直接关系中国的石油安全。在政治上它是与中国相似的中央集权国家，拥有稳定的政治核心（宗教领袖），因此是比民主制俄罗斯更加可靠的友邦，加上它与中国只间隔了一个阿富汗，决定了它的政治局势与中国的能源安全息息相关。可以说，中国屈指可数的几个准盟友中，伊朗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重要。但伊以战争爆发后，国内极端民族主义者却步调一致地迅速发动舆论攻势，批评伊朗的内政外交，嘲讽伊朗对敌软弱，历数伊朗对中国的“傲慢”“不服” ，把伊朗塑造成一个不值得中国帮忙的“猪队友”。在此问题上，社交平台也撕下了中立的面具，凡是抨击伊朗的内容都会得到推荐，骂伊朗变成了流量密码，有公众号甚至发布文章威胁国家不得为伊朗提供有形支持。不难看出，极端民族主义与国内社交平台背后由共同的推手运作。
极端民族主义是一种伪民族主义和虚假的爱国主义，它在现实中之所以会被间谍操纵，原因在于其根本观念就是对人民思想和国内政治的破坏。何新的《我的历史哲学观念》（2019年2月14日）一文，显示了伪史论和极端民族主义的根基乃是民族虚无主义。何新不顾汉族人口占全国总人口93%、汉文化几乎从来都是历史主流的事实，竟声称中国历史的中心不是汉族史。何新在文中意图扭曲 “中华民族”这一概念来概括现代中国人，甚至提出炎黄不仅仅是汉族人的祖先，还是各个少数民族的祖先，从血统上否定民族划分。实际上他将现代中国人看成是在不断变化和沉淀中形成的统一新民族，并将这种观念变成政治正确来阻止人们谈论各民族尤其是汉族的文化。伪史论者和极端民族主义者也很少触及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和国际地位。他们非常热衷于吹捧中国古代的辉煌科技和精美文物，却极少赞赏汉族大一统王朝的开疆扩土，及其制定的国际政治秩序——朝贡体系；他们自诩中国有着“昭昭天命”，中华文明独一无二，却从不谈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优越性——正是重农抑商与法家思想的实践使中国挣脱了旨在颠覆国家主权的自由主义陷阱。极端民族主义精英之所以有如此言行，绝非因为他们追求民族团结，也不是因为他们的无能、愚蠢缺乏科学理性，而是因为他们只想用低级幼稚的“赢学”思维麻痹国人的危机意识，害怕真正激发出汉文化中的尚武精神。
否认汉民族在中华民族中的主体性与政治上的引领地位，其实是一种破坏性极大的民族虚无主义，暗藏着自由派投降有理的玄机。
极端民族主义者不是自由主义者的对立面（事实上民族主义也无法构成自由主义的对立面），而是做了伪装的亲美派，逻辑上他们与亲美自由派都通往投降的终点。他们将中华文明被外来民族征服却最后同化外来民族的经历生搬硬套至今天的局势，把中华民族必定胜出变成了信仰，从而制造出了在中美冲突中“躺平”的借口：哪怕中国开门揖盗，最后也能同化美国，无论时间多么久远，胜利的一定是再次经历巨变的中华民族。这样的“信仰”非常适合自我麻痹和自我洗脑，对于不愿意承担战争风险的个体尤其如此，这也就不奇怪为什么极端民族主义能够赢得大批拥护者。然而这样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想非常危险，它与自由主义共同服务于美国的战略目标，让我国的反美意识形态腹背受敌。完全可以合理推测，美国及其背后的垄断资本集团利用股权关系操纵国内的社交平台，为极端民族主义保驾护航、推波助澜，将其演变成国内的政治正确，从而打压国际主义、健康的民族主义和真正的爱国主义。如今融合了伪史论和“赢学”心态的极端民族主义已成为我国反国际垄断集团意识形态的最大敌人。有意思的是，这样的情况不止出现在我们国家，我们的友邦俄罗斯、伊朗同样存在类似的极端民族主义。这点不必惊讶，因为大家背后都是同一只手在制造分裂和矛盾。作为唯一能够与美国抗衡的准超级大国，我们必须首先自己克服这种病毒，才能带领其他国家获得免疫能力。
3. 极左思想
如果说亲美自由派是向右撼动党的执政根基，那么当下的极左思潮就是在向左分裂党的执政基础。极左思想普遍见于聚集在乌有之乡、昆仑策、善之渊等红色网站的极左人士。他们是近几年兴起的毛泽东崇拜的主要扛旗者，主张彻底否定改革开放，回到人民公社甚至文革时代。与伪史论者的行为相似，极左派极力将毛泽东崇拜变成一种政治正确，即毛泽东说过的话、做过的事都是正确的,今天所有的社会问题都源于人们抛弃了毛泽东的道路。这种个人崇拜或个人神化本质是对毛主席的否定，因为就连毛主席本人也会坚决反对被当成一个没犯任何错误的完人。继承毛泽东时代的一切意味着同样继承毛泽东的所有政治失误，而这些失误正是毛泽东想要避免却来不及避免或错过机会去纠正的。极左主义者拒绝指出毛主席犯过的错误并为之解决历史问题，难道不是在事实上背叛了毛泽东思想吗？恢复人民公社和重返文革的口号更显示出极左人士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无视国家真正的敌人、不顾眼下的客观现实和紧急事态，呼吁复刻毛泽东时代的产物，其真实用意在于无限放大改革开放后出现的一些社会问题，极端化毛泽东“清廉”时代与当代“腐败”社会的矛盾，引发群众对现任体制的不满，从而达到颠覆我国政府这一全球重要反美力量的目的。
与前述这类极左人士相似的还有延续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泛托洛茨基派。网络上的泛托派一般比较年轻，对西方学术圈的左派思想非常熟悉，他们热衷使用阶级叙事、呼吁阶级斗争，在国内的左派中具有重要影响力。然而事实上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属于旧酒装新瓶。他们的阶级斗争理论仍然向内指向民族资产阶级，却避开了现实中最重大最尖锐的矛盾，即美以阵营背后的国际垄断集团与世界人民的矛盾。阶级理论在今天的中国尤不适用，因为我国是极少数没有被国际垄断集团收割的主权国家，我们的民族资本家也属于人民。然而暴力是历史上和当下托派的落脚点与最终归宿，只不过国内的托派只将矛头对准内部。对现实不满的社会边缘者极易受到其阶级斗争口号的蛊惑，以革命之名实施暴力犯罪活动。骇人听闻的江苏宜兴高校暴恐案件正是迄今为止因极左思想在底层肆意蔓延而导致的最严重后果。
4. 民粹主义
民粹主义以平民的愿望、需要和情绪为最高价值，主张平民拥有权力，反对精英和贵族统治，因此极易受到政治野心家的利用。同时这种思想更多地是一种情绪发泄，必须结合某些意识形态才能发挥真实作用，所以自由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和极左思想都有可能与它合流，借助它的力量在基层社会和国家政治中兴风作浪。例如，前面提到的2024年的宜兴高校暴恐事件，就是民粹与极左思想结合爆发出的极端产物之一，如果没有另一种强大的思想理论遏制民粹主义、团结广大人民，类似的恐怖主义案件还会发生。再如当代极端民族主义奠基人何新不止一次表现出民粹主义倾向。疫情期间，何新热衷宣扬疫苗阴谋论，诋毁我国的疫苗功用。到了疫情晚期更是将民众对封城的怨气导向忠于职守的政府基层工作人员，称其“官越小，权越大”，以公知口吻“揭露”中国官本位文化下的权力特色。然而以何新的智商和八十多年的社会经验，不可能不知道基层人员只是在执行上级命令，真正的问题出在中高层政策制定者上，而不是中国体制和政治文化上。也同样在疫情期间，何新无视公共管理原则，更不顾对规则的尊重，攻击了某些公共服务窗口必须以残疾证判定残疾人才能给予优惠的现象，再次将愤怒聚焦在工作人员并暗示体制的冷血和愚蠢。
比权力滥用更加政治正确的是反腐，这也是基层反腐“英雄”马翔宇为代表的中国民粹主义者的焦点。然而深入观察就会发现，这些民粹主义者总是将腐败问题归结于制度问题，他们反腐的底色仍然是自由主义，也就是说以反腐为名要求废除一党专政、建立更加西式的民主制度，才是他们内心的真实诉求。但真实情况却是，欧美民主社会的腐败远比中国触目惊心。现代欧美政党由政治献金供养，以金主的意志为转移，议员也普遍与游说集团存在利益绑定，仅此一点就有违公平。不难想象，一个大金主可以披上不同“马甲”，制造几个分身，就可以控制不止一个政党，让西方民主政治实际沦为国际垄断集团的傀儡戏。对于大金主而言，豢养重要的行政官员同样简单。明面下的利益分配到位，官员都可以在明面上保持“廉洁”。
虽然我国普遍存在官员贪腐问题，而且十几年来我国的反腐工作从不手软，但官员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受贿并不是致命问题，真正灾难性的是内部官员大面积里通国外。当官员被大量渗透，一些重大政策在制定过程中必定受到国外影响，配合国外需要损害本国利益，这在金融、教育等领域都有明显体现。更严重的是，中高层里通国外者的大量存在，将潜移默化地动摇国本，改变意识形态斗争形势。为了安全潜伏下来，卧底们必然将民众的思想束缚在他们编织的政治正确之网，卸掉我党的理论武器，阻挠我党解放思想、凝聚共识，直到他们跳船成功或者在外敌入侵时撕掉伪装。目前极端民族主义、极左思想和赢学思想大肆流行，众多学者精英在假问题上大做文章、真问题上裹足不前，都是官员和民众思想被渗透的连锁反应。这些里通国外者可能往往“两袖清风”，因为他们收受的外国贿赂完全可以通过复杂手段藏身海外，逃避国内银行系统的追查。可见内部的间谍问题而非一般贪腐才是最可能威胁国家稳定的因素，如果我国的反腐始终停留在经济与道德层面，而不能上升到反间的高度，以政治思维和手段来侦察与处置腐败问题，还会更多无知者以及对体制不满者落入民粹主义设下的陷阱。
5.发展主义
发展主义与赢学思维、极端民族主义、极左思想及民粹主义相辅相成，但赢学等一系列危险思潮主要受到别有用心者的引导和鼓动，而发展主义则建立在对政治、经济、历史的无知与对国际局势的错判之上。当然，心理因素也不可忽视。发展主义者非常在意经济上的“稳定”，内心十分恐惧与美国脱钩。更具体地说，他们希望维持目前的经济发展方式，继续与美国“苟合”。发展主义虽然没有明确的吹鼓手，却在互联网拥有大批基层信奉者。他们认知肤浅甚至错误，但往往会聚集在一处掀起网络声浪，从而裹挟民意、影响国家层面的决策。如果政府放任这部分网民不受控制、不负责任地继续宣扬发展主义，而不利用官方媒体进行舆论引导，很可能会给国家带来灾难性后果。
发展主义的最主要错误是从传统地缘政治出发，仍将美国和欧洲民主国家当作独立国家看待。本人在民粹主义部分已经论述过，西方民主主义是所有制度中最差的一种，因为它最容易被资本垄断集团操控。事实上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权已经经由民主制度为国际资本垄断集团篡夺，它们早已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听命于同一只看不见的手。米尔斯海默的《以色列游说集团与美国对外政策》深刻揭示了丧失主权的美国犹如无头苍蝇，数十年来遵循的都是严重伤害自身利益的中东政策。如此情形下的美国不可能如发展主义者所臆想的那样，为了满足自身经济需求而保持与中国正常的经济往来。很明显，发展主义者意识不到或故意回避一个事实，即全球只剩中国等极少数国家还没有被国际资本垄断集团势力所完全覆盖。如果美国是一个独立的经济体，它的确没有必要与中国经济互害，但真正与中国争锋的是国际资本垄断集团，它们距离世界霸主基本上只有一个中国的距离，自然乐意在短期内使用各种互相伤害的手段，获得一锤定音的最终胜利。
由于发展主义者误判美国是一个独立的经济体，再加上他们自身对经济和历史的无知，竟然不断意淫美国很快就会因为债务违约而亡国。事实上，作为全世界流通最广的货币，美元理论上可以无限超发，何况历史上的美元危机都有过美国赖账的记录。与之类似，还有一种发展主义观点认为，美国国力会一直衰落下去，中国经济将取得绝对优势。这又是认知出了问题。一直以来处于绝对优势的是国际垄断资本集团：自欧洲崛起至今世界经济从来都在以垄断资本家的资本主义方式运行。就连中国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也完全遵行的是对手的法则，要在别人玩弄了几个世纪的规则底下吃掉他们无异于痴人说梦。此外，国际垄断集团的财富经过数百年积累和隐藏，很可能达到了几个中国都难以匹敌的数量级，完全有能力重塑产业链并撑起美国经济，与中国大打金融战和贸易战。实际上美国也已经在逐步将产业链转移到越南等国，而中国早在几年前GDP增速达到顶峰后开始了经济衰退，因此可以预见我们在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大环境中的边际效益将越来越稀薄，直至趋于零。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取得了辉煌的经济成就，但目前的国际政治局势和国内经济环境已经不再适合中国以融入国际资本主义市场的方式发展国家经济，继续加速与国际接轨很可能意味着被国际垄断集团消化掉。庆幸的是，我国在改革开放期间积累的国家财富为我国与美以等国际垄断集团阵营国家进行长期艰苦斗争打下一定基础。如今，新时代的中国经济要做的就是将集体主义的生产和分配优势发挥到极致，唯如此才有机会在与国际垄断资本的对抗中占据不败之地。
发展主义者对中美军事力量对比也存在严重的盲目乐观。他们认为中国的常规武器已经赶上甚至超越美国，能够保障中国不受美国任何军事威胁。这样的误解暴露了几个问题。第一，中国武器的跨越式进步只存在于最近一两年的自媒体炒作上，由于我国保守的外交原则，所谓的先进武器从未经过战争检验。反观我国最主要的对手美国和以色列，却在这两年的中东战场上源源不断地使用了杀伤性极为恐怖的导弹和无人机。虽然他们的暴行遭到全世界人民的谴责，但他们目前最为高精尖的武器却能对各国产生实实在在的震慑力，使其他国家在中美之间选择站队时看清楚“谁才是真正不好惹的”。第二，由于中国在以友邦数量论英雄的国际政治上处于绝对劣势，同时中国又拿不出坚定的反美决心和反霸权信念来引导政治、经济和军事行为，所以在全球性围堵压力中中国极有可能放弃使用核武器，转而向美国及其背后的国际垄断集团俯首称臣，那些高精尖的常规武器将成为这个时代的马奇诺防线，兵不血刃地落入敌人手里。第三，中国的常规武器几乎不可能与对手拉开代差，也就是说几乎没有可能取得绝对优势，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天然有利于军备竞赛，一党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很难提供持续的利益奖赏驱动顶尖人才提供服务。加上缺乏坚定信念的支撑，中国想要保持科技优势难上加难。对于这样的困境，被政治正确吓破胆的发展主义者自然毫无办法，他们不敢想象中国可以在对外军事关系上做出激进的选择。然而军事影响力直接关乎我国的国际地位与国际号召力，想要让我国先进军事技术的辐射范围超出赢学自媒体，真正威慑国际对手，就必须采取比过去更加积极的外交和军事政策，而近两年以色列在中东犯下的与日寇不相上下的暴行，已经实际上为我国制定这样的激进政策奠定了国内群众基础和国外舆论基础。
发展主义与赢学思维存在许多重合之处，其本质同样是支持接轨国际资本主义经济的亲美自由主义。只不过五十年来以经济为纲的指导方针使发展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种比其他主流思想更强势的政治正确，因此发展主义者也极易与自由主义者、赢学人士等其他危险思潮的支持者联手打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创新，客观上沦为亲美投降派一员。
现实中发展主义者已经开始以“不要给国家添乱”，阻挠反亲美自由派的国际主义和现实主义者发出合理呼声。虽然发展主义者被本人以“某某主义”命名，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缺乏必要的知识积累，更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形成自己的政治理念。他们只是比一般网民更喜欢在涉政类网络社群满足自己表达欲的普通群众，其主要特点是不受逻辑引导而普遍受赢学甚至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影响。一旦他们的自我陶醉的无知言论被自由主义利用包装成民意，很可能给施政者的决策带来真正的大麻烦。需要认识到，发展主义者在政治上没有能力负责，也根本缺乏负责任的意愿。作为一党专政、拥有自己领导核心的国家，中国亟需丰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习近平重要论断的内涵，打造新时代的理论武器。我国应当以崇高的理想信念引领人民群众与国际垄断集团斗争，绝不允许本质是自由主义投降派的两面人与不可能承担责任的发展主义者将国家带上歧路。
这是在涉政群（加沙问题本身就是时下热门政治问题）中不难找到的典型发展主义者。虽然这里并未言明，但其潜台词就是”不要给国家添乱“。国家智囊团存在大量亲美自由派是毋庸置疑的，只要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对他们的理论文章进行逻辑分析便能使其暴露无遗。这些人客观上显然不属于发展主义者”小宁“所指的一直在付出、奉献、牺牲的”最伟大的一群人“，然而由于他们的在朝性质，自称“相信国家”的“小宁”自然把他们算在了为国为民者中。同时因为反对当朝自由派的声音通常来自网上的在野者，于是“小宁”就把这种声音视为“给国家添麻烦”，并由此有意无意地破坏了国家允许甚至鼓励的言论自由（例如政府会广开言路，向整个系统中的全体成员征求咨政建议）。因此，“小宁”这类没有原则和是非观的发展主义者实际上保护了自由派，替亲美自由派（即投降派）扫除了麻烦，这也导致他们自己成了国家真正的麻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