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尔纳·桑巴特在The quintessence of capitalism: A study of the history and psychology of the modern business man最后一章专门针对马克斯·韦伯的名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发起攻击，说出了许多人憋闷已久的心里话——清教徒是群精神病，加尔文宗其实就是犹太教。只是考虑到这么极端的指控要慎重对待，我一直没有公开支持这一论断。但约翰·加尔文的犹太人身份大大增加了指控的分量，也使我想借用韦伯的方法对犹太教和加尔文宗进行对比，分析它们的亲缘关系。据说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和荣格手上有大量的犹太病人，我认为在加尔文宗基督徒身上也能找到与现代犹太教徒高度同构的心理病因。犹太教和加尔文宗的密切关系所带来的最大影响是政治上的。1541年，犹太人加尔文宗教改革成功后，新教里混入了大量秘密犹太人，他们的身份无法被识别。这些人很可能进一步催生了加尔文宗新教徒的亲犹倾向，推动他们在政治上向犹太人和犹太教靠拢。
先说加尔文的血统。网上出现的一种说法是，加尔文出身于犹太人家庭，父亲是一位成功的商人，母亲来自有影响力的犹太家族，所以加尔文从小就接受了严格的犹太教育，学习了希伯来语、塔木德和拉比文献。但是这一说法从未见于流行的加尔文传记。更确凿的证据还是在姓氏和外表上。加尔文的法语发音是cohen，1620年时荷兰东印度公司总督姓Coen，Cohen两兄弟也是英国在1800年时的犹太大金融家，其中一个是英国罗斯柴尔德的岳父，另一个是马克思和飞利浦的外公。从加尔文画像的样貌来看，坊间流传的不少肖像倾向于赋予加尔文以偏金色的须发和刀削式的笔直的鼻梁，且多喜欢展示侧面而不是其正面。不过仍有一些画像暴露了他的底蕴，在那些油画上，他的皮肤偏黑，嘴唇偏厚外翻，眼睛是深色的，长着大鼻子、鼻梁微微隆起。这些都是犹太人的特征。
我们知道，预定论是加尔文宗最主要的特点，也是加尔文神学体系的核心。预定论说的是：上帝以其恩典指定某些人得救的永恒命运，而留下其余的人为他们自己的罪甚至人类的原罪得到永恒的诅咒。一个人必须被上帝所预定，蒙有效的呼召而得到神赐给他的信心，然后才会愿意相信耶稣。上帝在创世以前拣选了祂要拯救的人，使被拣选者最终进入神的国；与此同时，上帝不予拯救的其余人将下地狱。其实圣经中的很多经文都指向预定论，只是从未被别人总结得像加尔文这样“可怖”。
在预定论的前提条件下，任何个人努力和宗教仪式都不可能帮助信徒得救，这就导致信徒心头立即涌上一个最迫切的问题：我是被拣选的吗？而我又如何能确知这预选？马克斯·韦伯写道：
对加尔文本身来说，这根本不是问题。他自觉是神的‘战斗工具’，并且确信自己的恩宠状态。对于各人如何能确知自己为神所选的问题，他的答案顶多是：我们只要知道神已做了裁决就足够，并且应以凭借真的信仰而坚守对基督的信赖为满足。原则上，他拒斥这样的臆断：认为人可以从他人的行为察知自己是被拣选或被舍弃。这不啻是强行窥探神之奥秘的狂妄企图。被拣选的人在现世生活的外表上和被舍弃者并没有什么两样，而且被拣选者所有的主观经验，基于‘圣灵的戏弄’（ludibria spiritus sancti），也可能发生在被舍弃者身上。
也就是说在皇皇四卷《基督教要义》里，加尔文给了信徒恐惧却不给他们希望，拒不告知确认恩宠的具体方式。更极端一点，对于战栗的信徒而言，《基督教要义》除了预定论，其他的全是废话。著书之外，作为牧师的加尔文显然也没有在平时的带领中尽心解释得救的标志，而是任由他们迷失旷野，被内心的孤独吞没。正如韦伯所说：
对宗教改革那个时代的人而言，人生最重大的事莫过于永恒的救赎，就此他只能独行其道，去面对那自亘古以来既已确定的命运。没人能帮助他们。
加尔文的失职造成了这样一种后果，原本要把信徒从律法主义（个人努力）和宗教仪式中救拔出来的预定论，又把他们推回了律法主义。其主要原因在于，除了不告知得救标志的预定论，加尔文宗还搭建了一个荣耀神学等着信徒。荣耀神学的一个重要思想是，无论信徒是否得救，他们存在的意义都是荣耀神。对于基督徒而言，即使没有被救赎，也都要按照神的旨意过圣洁的生活，为的只是荣耀神。这就产生了一个悖论，虽然人类全然败坏，个人努力无法做到行善称义，但无知于自己救恩状态的信徒依然毫无办法。他们不得不抱紧律法，靠自己而不是靠神去行善或胜过罪恶。无所不在的律法主义是加尔文宗与犹太教的第一个相似之处。
然而，除了因信称义者，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宗教、没有一个民族的文化不是建立在律法主义的基础上，因此仅将律法主义作为加尔文宗与犹太教的一个共同点远远不够。所以，它们的第二个共同点就是由律法主义而来的对商业的推崇。
职业劳动在马丁·路德那里，作为源于“邻人爱”的创造并且是“邻人爱”的外在表现而得到尊重；在加尔文宗那里则获得了“一种特别为事而不为人的性格——一种为了我们周遭社会秩序的理性建构而服务的性格”。这种社会秩序是神所为人的“生聚利用”设计的，因此加尔文宗认为，”为此种社会效用而非为了人的福祉服务的劳动，乃被认为能增益神的荣光且为神所喜”。不过这只是加尔文宗职业观的一方面。
另一方面，加尔文打消了基督徒对于商业的歧视，这是欧洲历史不曾有过的事，要知道在宗教改革之前的中世纪欧洲，普遍流行的是重农抑商的态度。中世纪的权力机构，尤其是天主教会，都对犹太商人有着本能的防备之心，但加尔文宗却似乎天生就有亲犹的基因，这与加尔文对商业的态度以及他本人出身犹太富商家庭有很大关系。
加尔文认为，财富是一种神圣的奖赏，只有那些勤劳、节俭、造福社会的人才能获得财富。它不应该被视为一种罪恶或犯罪，而应该被看作上帝的恩赐。这话单独看不错，但加尔文显然从未讨论过犹太人的“勤劳”“节俭”为什么是与神为敌的，否则找不到得救标志的加尔文宗基督徒也不至于把财富的增加视为获得恩宠的确证。也就是说，在他们看来，富人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们得到了上帝的宠爱，继而推导出这些富人已然得救。这样的思维和心理定势导致加尔文宗基督徒疯狂地、踊跃地投身资本主义大创造，成为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天然同盟者，以及成功学和996的奠基者。
此处顺便提一下加尔文宗在加尔文之后的进一步堕落。加尔文的继承者泰奥多尔·贝扎（Theodore Beza）主张以色列在未来复国，此观点通过日内瓦圣经（Geneva Bible）传至英国。这个思想导致很多英国圣公会和清教徒领袖督促基督徒关爱（跪舔）和服侍（勾结）犹太人，而不是进行藐视。也因此，英国和美国的反犹主义要比欧洲大部分地区少很多。16世纪的荷兰加尔文宗信徒同样欢迎犹太人，原因有很多种，包括了圣约神学（covenant theology）的影响和反对西班牙统治的需要。此外，胡格诺派也对犹太人表示支持，因为他们作为少数者的宗教，也处于受迫害的地位，于是找上了犹太人抱团取暖、合作赚钱。
虽然加尔文宗与犹太教都推崇经商，但是犹太教的宗教动机仍然很不同。犹太教视犹太人为上帝的选民，所以他们获取权力、拥有财富完全理所应当。摩西五经是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共同经典，然而犹太男人唯独将《塔木德》与拉比教导作为宗教基石，只有“老人、妇人和孩子才看《旧约》”。他们之所以如此傲慢，原因很简单：摩西五经只是讲了他们早已烂熟于胸的东西——“我乃上帝选民”，《塔木德》和拉比则传授他们做世界的主人去统治非犹太人的方法。了解一点《塔木德》的人应该知道，里面都是些醒世贤文、世俗小学的内容，但它们对取得世俗成功确实很有用。
至少在开始的时候，加尔文宗讲究财富和成功多少带有被动因素，有着寻找得救确据的需要；而犹太教从始至终都处于无比自信的进攻态势，通往财富所需的禁欲（房事上的克制、对声色犬马的蔑视和抑制、教育和解经等理性事务的大量投入）不是为了荣耀神而采取的生活方式，乃是他们因自身的尊贵而自主选择的成功之路。也正因如此，犹太教徒对加尔文宗教徒有着极强的心理优势，同时加尔文宗教徒又因教派的枷锁或多或少地崇拜犹太人由血统而来的天生“高贵”和“自由”（亦即无需像新教基督徒那样浑身战栗地面对预定论）。由此我们找到了加尔文宗教徒给犹太人为奴的固有基因。行文至此不难发现加尔文宗与犹太教的第三个相似之处——极端的理性主义、浓重的学究（学阀）性格，以及由此而来的攀比、虚荣和个人中心主义等现代性中最鲜明的特征。加尔文宗的极端理性主义在韦伯那里已经阐述得很明确，他说：
打从古犹太先知开始，再结合希腊的科学思想，拒斥一切巫术性的救赎追求手段为迷信与亵渎，乃是宗教史上的伟大过程，亦即现世的除魅（Entzauberung der Welt）在此走到终点。纯正的清教徒甚至在送葬时，将一切宗教仪式的蛛丝马迹都加以排除，即使埋葬最亲近的人也无歌唱与音乐，为的是不让任何‘迷信’（superstition）、任何仰望巫术——圣礼以发挥救赎作用的心理乘虚而入。
在律法主义的辖制下，加尔文宗视巫术如洪水猛兽，所以全面除魅的结果就是将圣灵一起摒除，毕竟圣灵和巫术都属于灵界，对加尔文宗教徒来说很难分得清楚。于是加尔文宗教徒又迎来了新的大山——类似唯物主义的宗教世界。对于解经，他们不再祈求圣灵的帮助，而是向历代解经家或确立了长期权威的归正宗神学家寻求帮助，也正因如此，他们阅读《基督教要义》的热情要远远盖过对圣经的热情。浓重的学究（学阀）性格便由此而来。这与犹太人如出一辙：后者崇拜历代拉比师傅，对数字和计算极其敏感专注，沉迷学科训练，对学科钻研具有无穷的兴趣并无比勤奋（见桑巴特The Quintenssence of Capitalism）。加尔文宗教徒和犹太人热爱成功又都追求学问上的造诣，自然孳生出攀比、虚荣和个人中心主义等特别突出的现代精神。
然而极端的理性主义底下从来都涌动着非理性的暗流，比如扎根在加尔文宗重镇荷兰的画家梵高家族就爆发了精神疾病——家中三个儿子发疯，女儿死在精神病院。梵高的父母，一个是家庭富裕大有名气的牧师，一个是中上层阶级的富家小姐，家族从15世纪开始就已经跻身于上流，所以他的父母不自觉地就开始疯狂内卷自己的孩子，不许他们失败、不许他们有失体统，更不许他们混迹穷人堆。这种异常压抑的家庭氛围，终于在子女成年后逼疯了他们。而追溯其根源，都要落在加尔文派宗教生活的作用和影响。加尔文宗和犹太教遵循律法主义并追求成功，实际上是极其背离人性、极其违反自然的行为，除去部分能够适应这种环境的“变态者”，大部分无法被彻底“规训”的正常人都很有可能出现严重的心理问题。所以犹太人佛洛依德和他的学生荣格手上才会有那么多犹太教病人，而加尔文宗的精神病案例也和他们的十分类似。
大多数人一般从加尔文的思想中了解其人，却很少从他的经历中解读此人。无论从神学逻辑还是宗教史来看，加尔文主义预定论都与阿民念主义普救论针锋相对，但加尔文本人的作为与他的思想绝非首尾一贯。他娶了重洗派的一个带着孩子的富有寡妇为妻，而重洗派是典型的阿民念主义教派。想必他与这位寡妇结合的一个原因是让事业更上一层，当然也有说法认为他的妻子是位贫穷的寡妇，因此很可能存在一些势力在为加尔文遮掩或模糊化他的生平。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娶了这位异端妻子之后，加尔文夫妇的健康急转直下，加尔文的独生子也仅出生几天就夭折了，此后加尔文再也没有拥有自己的孩子。最后，加尔文之妻于1549年病故，距离加尔文卧病在床并撒手人寰只有15年。即使是目中无人的宋美龄，也在活了一个世纪后痛苦地袒露内心，自己认识的人一个都不在了，上帝让她活这么久是对她的惩罚。然而我尚未见到传记记载，宗教领袖加尔文曾为丧妻、丧子与自己的多病追问过上帝，更别说忏悔了。到底是什么样的隐情使他至死也不愿剖白内心？还是说他早已自傲得无可救药？更重要的是，他在生命中的一出出悲剧发生之后，还握有自己的得救确据吗？真相可能在他的犹太血统上。如果他真是一个从小接受了犹太教训练的人，那么他的确有可能因为自己的犹太人身份而大大地幸免于预定论的困扰。
加尔文被一些美国精英称为“美国真正的创始人”，这是因为许多来到美国的殖民者都有加尔文背景，五月花号上的清教徒正是奉加尔文教义来到了北美，在美国革命时期的300万美国人当中，大约三分之二的殖民人口受过加尔文学派的教育。确实，美国新教徒在政治上的亲犹态度、对边缘人的冷漠态度和对成功学的追捧，可能都要归结于加尔文，或者更具体地说，归结到前文所说的加尔文的失职。事实上，现代世界的许多悲剧都和加尔文脱不开关系——在国际巨富及其打手的推动下，一路朝着地狱疯狂追赶的全球资本主义就是其中一例。甚至加尔文作为牧师而做出的有利于犹太人的行为，也许就是被国际犹太人计划或利用的一环。在他的秘密犹太人身份被披露，以及人类全然败坏的前提下，此种嫌疑直线上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