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于2023年12月
接续上一篇文章《溯源“政治”》。
从自由主义大行其道至今，卡尔·施米特是现代知名学者中罕有的企图捍卫政治之本质的一位。他的名言“划分敌友是政治的标准”，在中国人看来没什么新意，因为我们已经对类似的论断过于熟悉——比如“政治就是把拥护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反对我们的人搞得少少的”；但它对于现代政治哲学来说却是一次重要的拨乱反正。而且施米特的敌友划分，并不像中国人更熟悉的那句话一样，只涉及“术”的层面。我认为，与柏拉图一起作为欧美政治哲学史上唯二应该重点关注的学者，施米特值得花费笔墨来讨论。
如今，政治基本上与资源分配、组织管理、领导决策等联系在一起。它被肢解、整合到了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学科，我们甚至只能在一些成功学书籍中见到它的残影。而这一点施米特早在一战时期就已经觉察到了，他还意识到它对国家的致命伤害：一旦国家抹除了政治意识，便意味着它交出了主权。因而施米特认为自己迫切需要指出政治与其他所有概念的本质区别，以便挽救德国免遭自由主义的谋杀。
施米特界定政治本质的逻辑是采取二元对立的划分法，即道德衡量善恶、审美衡量美丑、经济权衡利弊，政治所权衡的则是敌友。只要标准选择得当，这种对立划分至少能在逻辑上对某个领域做出简洁明了、没有遗漏的概括。
但重点是，将敌友划分作为政治的标准得当与否？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为什么人类会划分敌友，并且需要划分敌友？对此施米特说过一句话，人是通过敌人来定义自己的。乍看之下这有点胡说八道：如果我们不能清醒地定义自己又如何定义敌人？但我们不得不承认确实存在一种心理现象，那就是人经常没来由地对某个具体个人产生强烈的敌意或恶感。究其深层原因不外乎两个：一是对方映射出了某些与你高度相似的特质（无论是你引以为傲还是想要遮掩的），使你感到竞争的压力或安全遭受威胁；二是对方具有某些你所不具备、不熟悉，却能够威胁到你的信念和生活状态的特质，使你产生嫉妒和恐惧。
政治敌人毕竟是外人，非我族类；他的本性足以使他在生存方面与我迥异。所以，在极端情况下，我就可能与他发生冲突。（施米特《政治的概念》）
所以当你遇到“与你有异”的人，便下意识地进行了敌友划分，这是多数人无法抗拒的心理机制，也是人重新认识自己的机会。你会注意到曾被有意压制或忽视的自身特质，还会从对方身上留意到与你的生活惯性完全不同的行为方式。如果你足够成熟，此时你便会权衡，到底是坚持目前的生活方式，还是做出一些调整。而对于眼前的“敌人”，你也会重新审视自我，以便站定立场，来决定究竟是有限度地接纳对方还是将其逐出团体之外。你必须为可能出现的冲突做好准备，想好对策在什么情况下、以何种方式解决“敌人”。
只有那些实际的参与者才能正确地认识、理解和判断具体的情况并解决极端的冲突问题。每个参与者均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判断，敌对的一方是否打算否定其对手的生活方式，从而断定他是否必须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存方式而反击或斗争。（施米特《政治的概念》）
以上所述既适用于国家政治，也适用于个人参与的生活政治、团体政治、办公室政治等。只是需要强调一点，确定敌人之后如何采取行动等具体问题不是施米特关心的，他真正关心的是政治主体（尤其国家，这是他所有作品围绕的主题）划分敌我的能力。如果它丧失了以自身立场区分敌友的能力，只能说明它变成了牵线木偶。落实到个人，如果一个人在团体组织、办公室或家庭中都没有分辨“敌人”的能力，只能说明他已被别人操纵，或根本对自己的境遇及周遭之人毫不关心。
所以，敌我之分绝非单纯以眼前的，或可计算的利益划定阵营；它根本上是以“你是什么人，以及将来愿意成为什么人”来划定阵营。斯大林时期的中苏关系和斯大林以后的中苏关系、加入世贸组织前后的中美关系和今天的中美关系，都可以用这条标准快速、清晰地判断国家的内部情况、政府采取某种外交政策的主要原因。事实上，今天的大国正面临着建国后最重要的决断时刻——是选择以敌人给定的方式生存，还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存方式而反击和斗争；它的领导者必须决定在什么时候、以何种方式与敌人妥协，或发生冲突。
因此施米特说出“划分敌友是政治的标准”的时候，他能够完成自己的逻辑闭环；而且通过上述分析，施米特的论断无论对国家的掌权者还是对每个普通的个体，都能带来一定的启发。不过施米特的政治观念绝非完全正确无误。他认为政治源于人性之恶，但他所谓的“恶”有别于柏拉图等古人所熟悉的偏离正义的“恶”，而是一种动物性的“恶”，即为了生存而竞争的“恶”。因此，虽然施米特的思想比自由主义更诚实，但他不是彻底的性恶论者；又因为根本上主张人性无所谓善恶，施米特实际落入了诺斯替主义。而诺斯替主义最终将导致政治参与者成为一个没有价值观和善恶立场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自私自利、不择手段），甚至暴君。因此我认为，敌我阵营的划分，或者中国人所说的党同伐异，绝不止是争权夺利的需要，还隐藏着更为深刻的意义。它一定与道德、善恶、正义与不义的分别有关。
施米特认为，将敌人妖魔化并疯狂向我方人员输出仇恨（见《政治的概念》），只是一种政治手段。然而刻骨的仇恨必定包含道德判断和善恶区分，这是符合我们生活经验的。前文提到，人会因为对方映射出自己的恶，或在对方身上看到了自己无法容忍的恶而将其视为敌人（想想抗战时期至抗美援朝期间那股比反日还要强烈的反美情绪）；从性恶论的角度看，这是完全正常且必然的。所以，做出了敌我之分并斗得你死我活的双方，很多时候存在各自的某种恶，同时正是这些恶导致了实际政治中的冲突。虽然党同伐异的政治因为这些恶而显得丑陋，但仔细观察双方的恶，你很可能会发现一方比另一方的恶更为严重，从而做出自己的价值判断。例如，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明末的东林党之祸，虽然表现形式都是士大夫与宦官的激烈斗争，但对东汉外戚专政及明末东林党成员有所了解的人，都不难做出较为公正的评价，那就是士大夫的罪恶远甚宦官，即便一些士大夫会觉得他们自己代表着善与正义。
回到本文主题，有没有绝对的敌人？谁又是绝对的敌人？当然有绝对的敌人。如果只是抽象地看，这个敌人就是人的罪恶；如果更具体地看，这个敌人就是将某种恶上升至可能彻底颠覆正义的某一政治实体。很不幸，这种绝对的敌人就出现在今天。它以75年的监禁、屠杀和羞辱，逼迫世界上最弱小的民族以鸡蛋碰石头的方式去反抗它；它轰炸医院、学校、难民营，向妇女儿童发射导弹和白磷弹，甚至持枪屠杀婴儿；它出动海陆空军全方位围困城市，阻挠救援物资进入，意图活活饿死、渴死、病死无助的难民，使伤者失救而死……它还很可能正在把230万人变成生化武器的试验品，它的背后站着全世界最强大的帮凶和支持者——另一个绝对的敌人。
再次回到之前的问题，今天的大国是否能够接受那个最大的敌人所给定的生存方式？还是会做出必要的改变，以必要的方式，在必要的时间发出怒吼，与之战斗到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