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于2024年12月
吴柳芳事件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将体制内的重要问题抛到群众面前。
首先是扫黄之耻。该事件使女主播擦边问题成为全民焦点之一。
总体来说，吴柳芳的装扮和舞姿即使不总是“擦边”，也属于“低俗”范畴。而一些视频中她的穿戴就是特殊职业群体中的标配，其舞蹈动作也含有性暗示和性挑逗意味，这些都是否认不了的擦边行为。专业的擦边舞登堂入室，最早可以追溯到近二十年前的韩国女团。她们首次将夜店甚至红灯区才能看到的表演堂而皇之地搬上舞台，当时有新闻报道，有大爷第一次看到韩国女团的热舞立马就起反应了。而我在大学多媒体教室首次看到这些所谓的“辣舞”，震惊程度不亚于第一次听到周杰伦口齿不清地唱《双截棍》并质疑这也能叫歌。时过境迁，原本令人目瞪口呆的辣舞动作在中国网络遍地开花。无论对动作进行怎样的改编与简化，“软色情”诱惑始终是核心。毕竟除了这点价值，女主播很难单纯靠颜值、身材和才艺出位。如今网民对此已经逐渐习惯，见怪不怪。
女主播擦边的目的是增加打赏，而打赏的天花板或擦边的尽头，就是性交易。对于全世界扫黄最严厉的国家来说，擦边使事情变得讽刺起来。
还记得在华德国网红海雯娜吗？她在微博中讨论中国和德国应对卖淫的操作方式，遭到大量无脑碍国贼的围剿。他们一边占领道德高地、举着制度自豪的旗帜指责德国施行卖淫合法化，造成对女性更严酷的剥削及变相鼓励人口走私，一边扭曲海雯娜原意、污蔑她为女版胡锡进。
但也是这群碍国贼，无一人敢谴责相关部门纵容直播平台排山倒海的擦边视频，对泛滥的“软色情”视频睁一眼闭一眼。由于直播平台的所有权问题，有关部门将网络管理权限下放给平台，这也造成了平台各自为政、对视频违规的判断标准存在任意性。就平台及其背后的垄断资本家本身来说，它们最好不受任何束缚，对于最终导向卖淫却能带来巨大流量和暴利的情色视频，尺度放得越低越好，只要不变成黄色网站即可。于是“擦边”得到平台容忍并不断试探边界，而本应配合扫黄的互联网管理部门则成功隐身，还躲过了懒政怠政的骂名。实际上，这些部门正是网络平台的同盟、擦边主播的同谋。部门官员获得了利益，戴稳了官帽，却卸下了责任，不管日后网络舆论洪水滔天、网民群情激愤。
如今网络平台的审查机制真的使人困惑，二零零几年那会儿的社交平台如豆瓣、百度贴吧等，对破坏和谐的文字内容异常敏感，而图书审查至今都极为严格，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布明确标准，规定书籍涉及哪些内容就必须提交政审。但为什么互联网发展到了视频和直播的时代，就没有权威部门的官方标准进行规范呢？最不忍细想的是，从擦边视频到线下卖淫几乎只是榜一大哥钱给够的距离，而黄色网站上传的视频不存在实现线下招嫖的路径，却也会被乱棍打死。那么到底是准妓女穿着衣服撩拨男性的擦边视频、擦边直播对社会公序良俗的危害更大；还是虽然不穿衣服，但是东躲西藏、只为少数人能看到的黄色视频女主角更有导致嫖娼的风险？前者直接败坏了社会风气、拉低了社会道德水平，而后者只是满足了少部分人偶尔的意淫，不会导致大面积的思想坍塌和道德塌陷。但有关部门的做法，一方面在狠厉压抑人类并不过分的欲望宣泄，另一方面却在鼓励和纵容真正的精神堕落。他们使扫黄走向了其本意的反面，使社会越扫越黄、为金钱利益越来越没有底线，这不正是扫黄之耻？
另一桩耻辱是官僚体系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之耻。
从哲学思想上说，现代奥运会之父顾拜旦和杜威一样属于肯定人性本善、地上天国终能建成的乐观自由主义者。杜威认为学校教育是促进人类进步、达成理想生活方式的根本途径，应该按照最完美的社会——民主社会的理想来培养人才。顾拜旦则相信世界性的体育竞技盛会可以促进各地人民的自由交往，逐渐减少战争，迎来最终长久的和平。结果我们都看到了，违背政治科学的臆想只能事与愿违。个人的自由竞技变成了科技与狠活的国家竞赛，无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无论民主国家还是集权国家，为了国际上的面子都在奥运项目上投入大量精力、财力。事实上，在计划经济时代的1956年至1980年，中国大陆由于政治原因没有参加奥运会，但这丝毫不影响中国发展成一个工业大国和军事强国。反观目前中国在各个关键领域取得的成就，我们其实更没有必要通过那个建立在虚假口号上的奥运会来证明自己。
由于社会主义国家一般举全国之力执行重大项目，有别于犹太金主支持的资本主义阵营，后者通过俱乐部、商业广告和企业赞助等方式调动大量资金支持高度组织化、专业化的体育训练；同时社会主义国家的舆论渗透能力和远程饲养“大殖子”的能力不如美国发达，所以，常与极权联系的社会主义“举国体制”饱受诟病。
中国的体育“举国体制”师承苏联，具体做法是由国家负担经费配置优秀的教练员和软硬件设施，国家体育机构调动国内资源、力量，集中选拔、培养、训练有天赋的优秀体育运动员参加国际赛事，争夺金牌、打破纪录。如果在计划经济时代，由于贫富差别不大、精神激励的作用更加显著，且此时中国体制内官僚平庸而自私的本性尚未因环境而凸显出来，因此举国体制中被第一梯队挤出去的吴柳芳等非顶尖级运动员，很可能会得到当代人看来相对正常和公平的待遇。然而体制改革后，除了屈指可数的几个冠军能得到巨大的经济回报，其他通过“举国体制”挑选的运动员都被残忍地抛入市场漩涡。过去他们将时间投入魔鬼训练、将青春献给争夺奖牌，被剥夺了学习其他生存技能的机会，当退役去自谋职业后，虽然体育总局给过象征性支持，但只要踏出国家队，他们的收入几乎直线降至社会底层水平。这从吴柳芳几年前的择业自述中很容易就可以看出。
由于吴柳芳在自己的专业领域达到了99.9%的常人都难以企及的高度，加上为出征奥运而身受重伤差点瘫痪，她在退役后的坎坷经历除了让那些为生活奔波的老百姓感到努力无望，更是暴露了中国各个政府和机构官员的自私自利和极端冷漠。在政府部门工作过或者与政府官员打过交道的人多多少少都有体会，大多数官僚只是将个体当成仕途上的踏脚石加以利用，在榨干价值之后可以不顾对方前途将其抛弃。这种冷酷无情即使在最低级别的组织中非常普遍，很多时候甚至比私人企业更令人心寒。尤其是和体育总局主要机构、单位一样没有多大存在必要的部门，这种情况更为严重，因为它们主要为国家“面子”而设，不创造真正的国家和公众利益，也就不能指望其中的领导具有多么高尚的奋斗目标。个人利益即不断升迁，就是他们不断折腾、制造“政绩”的动力。
虽然目前存在很多问题，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始终无法动摇。在当下的国际环境中，社会主义是唯一能够对抗自由民主邪恶内核的制度，社会主义中国也是唯一能够拯救人类摆脱高度垄断的国际资本集团桎梏的力量。真正需要挽救的是现在的官僚体系与支撑它的意识形态。
从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至今，官僚系统中演变出越来越多的工具性官员，真正的政治家越来越少，甚至几乎没有。他们疲于应付上级下达的指示，却罕见有人具备政治头脑，运用良知和理性处理政务。造成这种现象的一条重要原因在于意识形态工作的巨大失败。这种失败意味着价值观和政治立场的丧失，导致的后果便是让私欲和利己主义成为官员的行动指南。因此建立新的意识形态迫在眉睫，用它来重整干部队伍更是刻不容缓，否则一帮冷漠自私、缺乏政治理性的官僚体系将导致结构性崩溃，那些毫无政治理想的官员极有可能带头向美国屈服。
吴柳芳事件至少爆出两个最主要的议题。一个是长期潜伏的社会道德滑坡问题：前世界体操冠军因金钱和扫黄制造的灰色地带而实际沦为潜在的特殊职业从事者，这点无论何时都会激起舆论的轩然大波；另一个是干部体系的意识形态问题和体制内精英的积弊，它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两者共同指向全国范围内的思想整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