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知乎， 作者：波拿巴拿破仑 //
点评：最近，这场围绕明清历史的网络辩论引来主流媒体的干预，辩论双方表现为“汉民族主义+阶级叙事”VS“大民族主义+阶级叙事”。后者反映主流精英的话术，他们用阶级叙事抹杀了汉民族英雄，再用主流的大民族主义或国族主义为本质上的价值虚无主义或功利政治摇旗呐喊，也反映了精英集团机会主义思潮的可怕影响。在日趋激烈的国际政治斗争形势下，主流精英曾被青年尊重的权威形象正迅速坍塌，他们的猥琐哲学遭到人民的唾弃。
另一方面，从新古典社会主义理论角度看，青年网友普遍依托的理论框架就是阶级叙事或马主义，加上汉民族主义。从根本上说，整体论证始终是防守性质而非进攻性及建构性。矛盾在于，阶级叙事本身要么同时承认历代王朝包括元清都是正统的，要么都是非正统。即便承认民族压迫，但其本质依然是阶级压迫。达不到汉民族主义希望的区分明清政权及历史的目的。其次，汉民族主义本身应该主张的是按照现代民族主义重写历史，解决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与旧的左翼理论的历史叙事范式的矛盾或巨大差异，以建构新的历史学说。也包括，对修清史提出自己的规范。汉民族主义者似乎没有做到。同时，阶级叙事与当今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产生理论上的错位和冲击，这不能不重视。我们认为，鉴于双方本质上同属于进步主义思想框架，这一问题无法得到最终解决。
年青一代已经崛起，他们拥有相当的理论水平，娴熟的文字和辩论技能，足以抗衡主流学术精英，更可贵的是，我们能看到真挚的情感与激情。这股代表着广泛群众的力量不可战胜，这正是希望所在。（褚毅平）
文一：马戎先生在历史学中实行的变革
马戎：如何正确理解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融合 https://opinion.huanqiu.com/article/4PeWcIwUKnj
近期，网上出现所谓“1644史观“悼明论”等话题……将造成历史劫难的原因导向明清易代所造成的所谓“华夏文明的中断”上……这种主观引导不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事实，存在明显的基础性错误。
这段话是由结果掩盖过程的形而上学。1644年的明清易代不是什么改朝换代，而是落后的奴隶制/农奴制军事贵族集团对处于资本主义萌芽阶段的先进农耕文明的暴力征服。
诚然，有些团结人会辩称明末士绅官僚对百姓的盘剥极其严酷，土地兼并剧烈，社会环境畸形，根本不存在适合资本主义健康发展的土壤。
客观的看，这一观点有部分合理性，明末确实处于封建制度深度腐朽的阶段，统治阶级贪得无厌，国家机器运转失灵，这导致了生产关系的极度紧张。
然而，团结人在这里犯了机械论错误，因为他们把不健康的社会环境看作是静止永恒的死结，但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当时不健康的环境并未处于静止状态，相反，它已经积聚了极其尖锐的内部矛盾，即包括城市手工业者、市民阶层及渴望土地的农民在内的新兴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与腐朽的封建士绅官僚集团阻碍生产力发展之间的矛盾。
明末波澜壮阔的农民起义和市民抗税斗争说明矛盾已经爆发，打破旧秩序的斗争已经全面开启，所以资本主义萌芽是指当时的社会内部已经具备了通过激烈的阶级斗争去冲破封建束缚、将社会形态向资本主义或其过渡形式等更高阶段推动的内生动力，而不是士绅官僚集团有了几个雇佣工场。只要这个矛盾没解决，这种革命性的斗争就会持续下去，直至旧的生产关系被打破。
满清入关带来的所谓秩序粗暴打断的正是这一历史进程，在烧杀抢掠之外，它更深层的罪恶是它并没有去解决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士绅官僚反动性，反而为了稳固统治，选择与最保守的汉族地主阶级合流，共同绞杀了劳动者与进步人士冲击旧秩序的斗争。
换言之，满清是以暴力形式强行压制了原本正在蓬勃生长、试图冲破封建外壳的社会变革力量，华夏文明的中断实质上是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社会运动的中断，是中国社会内部自我革新能力的被阉割，群众感受到的劫难也是对这种历史倒退最直观的痛觉反应。
马戎否定这种痛感，就是站在超阶级的稳定压倒一切立场上，为扼杀社会进步可能性的野蛮征服进行辩护。
在中原与周边群体之间虽然有“华夷之辨”和各种冲突……“华夷之辨”的核心是社会伦理与文化的分野，二者共同构成了中华传统中的“天下”体系……这些差异更多是文化意义上的，而非现代民族主义意义上的血缘、地缘或语言标准。
温情脉脉的文化分野并不能掩盖血淋淋的经济掠夺。在古代生产力条件下，游牧/渔猎贵族集团南下中原的根本动力与什么“文化伦理的辩论”毫无关系，就是为了抢夺生产资料和剩余价值，冲突本质上是两种生产方式的零和博弈，是阶级斗争的特殊形式。
马戎将这种你死我活的生存空间争夺轻描淡写为“文化意义上的差异”，是在刻意去政治化，用修辞术剥离历史冲突中的暴力属性和剥削本质，仿佛被屠杀的农民仅仅是因为“文化不同”而死，而不是因为被掠夺者视为两脚羊或奴隶。
值得关注的是，欧美学者论述欧洲历史上的群体时，大多使用people而非nation……今天我们讨论中国历史上的各个群体时，决不能简单地直接套用源自西方的现代术语。若在核心概念上产生混淆，很容易使国内民众将“蒙古”“满洲”等前现代群体误读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
这堪称团结人惯用的经院哲学式诡辩，企图垄断定义权来消解现实矛盾。
无论叫“people”、“nation”还是“族群”，都改变不了当时存在系统性压迫的客观事实。当一个群体（满洲贵族）通过通过剃发易服强制另一个群体（汉族）改变外貌、服饰以示臣服，并享有法律上的特权时，这就是赤裸裸的民族压迫。
马戎纠结于词汇的翻译，来论证“因为古代没有‘民族’这个词，所以古代不存在‘民族压迫’”是非常荒谬的，因为这等于说古代没有地心引力这个词所以古人不会摔死一样。如果认可这种观点，就剥夺了被压迫者的命名权，禁止了人们用现代听得懂的语言描述祖先遭受的苦难。
历史上，各族群之间的边界是柔性、动态且可相互渗透的，“茶马互市”“马绢贸易”等频繁的经济往来，表明农耕、游牧、渔猎等不同生产方式的群体之间存在高度的经济互补性与相互依赖，这正是推动族群融合的内在动力。
片面强调“互补性”，企图构建温情脉脉的融合图景，不仅会掩盖交换背后的强制性，更会在深层次上混淆压迫下的暂时稳定与矛盾解决后的真正融合之间的区别。
马克思主义认为，真正的统一与融合必须建立在社会主要矛盾得到根本解决的基础之上。一方对另一方的暴力征服，虽然在表面上通过高压手段平息了武装反抗，建立了所谓的“稳定”，但它并没有解决矛盾，反而将矛盾深埋并固化。
何况作为落后军事贵族集团的满清入关，不仅没有解决明末社会关于土地兼并与生产力发展的尖锐矛盾，还引入了新的、更残酷的民族压迫矛盾。
而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矛盾只有通过斗争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于是从南明抗清到白莲教、太平天国，再到辛亥革命，加上民国时期社会停滞与动荡的本质是满清三百年来人为压制阶级斗争、导致中国社会结构僵化、进化迟滞的恶果延续，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可以说是自1644年延绵不绝到了1949年。
事实也证明，明末开启的那个试图冲破旧秩序的矛盾，也确实是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通过彻底的土地革命和阶级解放，才得以一定程度的解决；也只有从1949年起，在各民族平等的政治基础之上，真正的融合才具备了一部分历史条件。
反观满清，通过文字狱禁锢思想，通过八旗驻防威慑地方，通过挑拨旗外各族不和制造底层互害，一切统治术的目的都是强行镇压斗争、扭曲斗争方向，导致中国社会内部自我更新的机制失灵，改良与革命的动力被反复扼杀。
既然融合以矛盾解决为前提，满清的统治逻辑又是为了维护部族集团的特权，不惜一切代价阻碍矛盾的解决，则这种操作实际上就是在无限期推迟矛盾解决的时间节点，也就是在阻碍真正的融合。
于是我们可以说，满清的征服非但没有推动融合，反而通过强力冻结社会矛盾，制造了长达三百年的、基于恐惧而服从的假性融合。
更严肃的说，某些人如今依然用压制表达、扭曲历史、制造特权来处理民族关系，延续反融合的反动逻辑，在舆论场中倒行逆施，从而激起广大群众关于反特权、反民族牌的激烈反抗，也证明了至少两件事，一，由满清开始的、跨越数百年的深层矛盾，至今都未能完全平息；二，满清式的刀枪下一团和气、让受害者闭嘴的文字狱思维，至今都在为祸社会。
当然，马克思主义承认农耕文明与游牧/渔猎文明在生产方式上确实存在天然的结构性互补，
但是互补不等于平等共赢，经济互补性只是提供了交换的可能性，而利益的分配、定价权、规则制定权乃至司法管辖权，是完全建立在强制力之上的，而强制力归根结底依托于双方经过政治与军事斗争后形成的格局。
所以边疆贸易史中的交换往往不是遵循市场规律，而是伴随着战争威胁和政治勒索，刻意回避剥削与被剥削的本质才会把刀剑逼迫下形成的不对等交易美化为“相互依赖”。
这一历史观也映射出当代一种极其幼稚或居心叵测的思潮，即片面强调全球化背景下各国经济在结构上的互补性，却懒于、惧于通过斗争去掌握利益分配的主导权。
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合作共赢最大化的前提是双方处于同一套公平的市场规则范畴内，定义规则和保证规则的执行属于主权范畴，但主权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通过斗争赢得的。因此如果放弃了斗争，放弃了对主权和规则制定权的掌控，所谓的“互补”就会沦为资源殖民和血汗工厂，在那种依附性关系中，我们提供廉价劳动、对方提供高端消费，我们确实与对方“互补”了，但这绝不是我们追求的融合或发展。
那么，这种“只谈互补、不谈斗争”的论调，为什么会在团结人和某些知识精英中流行？
因为对于身居高位的买办或精英阶层而言，他们依然可以在不对等的交易格局中作为中间人分一杯羹，甚至通过出卖整体利益来换取个人富贵，这种损失对他们而言不过是九牛一毛。
但是对于广大的劳动者而言，丧失分配主导权的代价是致命的，它意味着更长的劳动时间、更低的实际收入、更恶劣的生存环境以及民族尊严的丧失。
因此，团结人美化历史上的强迫交易，本质上是在解除人民群众的武装，诱导人们在这个充满竞争的世界中放弃斗争，心甘情愿的接受“由于互补所以被掠夺”的宿命。
用心之险恶，不可不揭露。
在顺治五年（1648），清朝下辖八旗男丁共有34.7万人……汉人占八旗兵员总数的3/4，是清军的主体部分。满汉之间悬殊的人口比例，导致清朝入关前后满人受到中原文化全面和深刻的影响……因此，所谓“满清是外来政权”的观点完全站不住脚。
团结人惯于用形而上学的手法，将阶级矛盾作为抽象的筐装载并消解具体的民族压迫事实。就像在这里，马戎便混淆了政权的构成成分（现象）与统治性质（本质）。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判断一个政权或集团的性质，不是看它雇佣了谁干活，而是看权力的归属，即谁掌握了最高的决策权、军事指挥权以及剩余价值的分配权。
这就好比在私企中，职工的数量远远多于资本家，但我们不能因为职工数量占主体，就说这个企业是工人阶级的企业；同理，汉军旗人数再多，他们在满清的政治结构中也不是权力的主人，而依然只是包衣、奴才，是被驱使的工具。
马戎津津乐道的“汉人占3/4”也恰好暴露了满洲军事贵族集团以华制华统治术的高明之处。这种兵员结构说明，征服者非常善于利用被征服民族中的变节者来镇压被征服民族的反抗，但这能改变清朝政权的性质吗？
不能。
因为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主要的政治矛盾是满洲贵族圈层与广大被征服臣民之间的矛盾，那么无论汉八旗士兵有多少，他们都是为了维护满洲贵族的特权而战，是反动暴力机器的螺丝钉，所以用工具数量的庞大，是无法从逻辑上论证主子不存在外来征服的性质的。
更何况，任何有基本辨识能力的人心里都清楚，剃发易服是典型的暴力仪式，强迫被征服者从肉体到精神上让渡尊严以示臣服，进而确立征服者-被征服者的政治秩序，所以如果清朝真的是因为汉人多就变成了“自己人”，如果真的如马戎所言只是“受到中原文化深刻影响”，那为什么统治者还要强行推行剃发易服？
无论军营里有多少汉人，只要最高统治集团坚持对主体民族文化特征进行强制抹除，坚持旗民分治和满汉不通婚的隔离政策，这个政权的异族征服性质甚至种性隔离性质就无法被洗白。因此，现在的团结人用兵员统计数据掩盖血淋淋的政治压迫史，就是用人民大众历史体验的牺牲来维护反动精英视角的历史叙事。
更值得警惕的是，团结人这套“只要反动阵营里有自己人，就不算外敌”的逻辑，很可能是在为他们当下的政治投机预留后路。
如果仅仅因为清朝军队里汉人多就能否认满清的征服性质，那么在当代，只要境外那些颠覆性NGO、反华智库或资本集团雇佣了华裔员工、收买了中国公知，或者得到了国内某些团结人的配合，是不是就可以论证这些势力不是反华势力，而是友好的融合力量？
团结人这样讲，就是在消解背叛的定义，为那些已经投效或准备投效境外霸权势力的买办分子提供理论上的免罪金牌，仿佛只要他们参与其中，外部势力的侵略性质就被中和了。如果信了他们的邪，国家安全观念就会从根本上被瓦解，这不就是新时代的开门揖盗么？
“新清史”“元清非中国论”等解读，本质上是西方学者从西方的现代“民族”理论……强行套用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日本人极力煽动汉人中激进的“仇满”情绪……可以说，挑动中华民族内部隔阂与矛盾，是外部势力从古至今试图分化中国的一贯手法。
这是最露骨的把内部矛盾外部化，是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政治讹诈。
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群众对清朝历史的批判，根源在于内部，在于现实中存在的逆向种族主义政策的可行性、文化上的自我矮化以及历史解释权的不公。如果内部没有这些矛盾的干柴，外部势力的火星是点不燃的。
马戎将一切对元清征服性质的反思都打成“西方渗透”或“日本阴谋”，潜台词就是“谁反思这段历史，谁就是汉奸/卖国贼。”的法西斯式言论恐吓，妄图剥夺群众进行阶级分析和历史批判的权力，用“爱国主义”的盾牌保护历史上腐朽统治阶级的名誉。
按照马戎的逻辑，如果批评清朝就是中了日本人的计，那么孙中山当年的“驱除鞑虏”岂不也成了日本人的阴谋？这种逻辑推演下去，必然走向罗翔那种否定辛亥革命、否定近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反动深渊。
况且真正致力于将外部势力引入内部、并试图使其合法化的人，恰恰是这些团结人自己。
在历史上，是变节的士绅官僚引清兵入关，将满洲贵族这一外部祸水引入中原，以此来镇压内部的农民起义；在当代，是这些新时代的买办文人试图通过美化侵略，消解民族边界，为潜在的外部干涉势力敞开大门。
当人民群众敏锐察觉到外部入侵的危害并发出警告时，本身就站在外部势力利益链条上的买办们，立刻跳出来倒打一耙，说“你们不能指责入侵者，否则就是不自信，就是推卸内部责任”，指责群众是“排外”、是“阴谋论”、是“由于自己不行才怪别人”。
我有理由怀疑，他们正要通过禁止讨论外部掠夺，来掩盖他们自己里应外合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的行径。他们害怕群众看清外部征服者的真面目，因为一旦看清了主子，奴才（买办）的地位也就岌岌可危了。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绝不回避内部问题，明朝的腐朽当然需要批判，但是我们坚决反对用明朝的腐朽来为清朝的野蛮征服做辩护。真正的历史反思，既要革除内部积弊，更要时刻警惕并坚决回击一切阻断我们文明进程的外部野蛮力量。
团结人那种让受害者自我检讨、对加害者视而不见的逻辑不是在反思，只是妄图在精神上解除我们的武装，好为下一次甲申国难培养顺民与带路党，所以我们必须戳穿这种贼喊捉贼的把戏，在斗争中捍卫历史的解释权。
要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任何试图以单一来源、静态割裂、排他对立的现代民族主义框架来切割中国历史的做法，都不符合历史事实，将危害民族团结与国家统一。
马戎最后落脚点堪称图穷匕见，赤裸裸的展示了以民族压迫为形式的阶级压迫是如何闭环的。
马戎所谓的“正确的历史观”，就是一种只有统治者视角、没有人民视角的历史观，就是一种只准歌颂征服带来的版图、不准控诉征服带来的屠杀的历史观。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这种论调在理论上是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的，割裂了生产力发展与道德评价的辩证关系；在政治上是保守的、反动的，把“团结”变成了压抑矛盾的僵尸，禁止人们通过正常的历史反思来宣泄情感、追求正义。
马克思主义认为，道德不是永恒的，而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在生存资源的争夺中，各方都是为了自身阶级或民族共同体的生存和发展，所以如果因为害怕被归罪就放弃斗争，那是自取灭亡。
在激烈的阶级斗争或民族生存斗争中，真理往往有阶级性。对于被剥削者而言，反抗就是真理；对于剥削者而言，镇压就是秩序。如毛泽东所言：“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在斗争中，只有立场，而从来没有超越阶级的上帝视角或仲裁者，这是斗争的现实逻辑。
因此，用历史包袱来压制现实斗争不具有任何合法性，我们必须坚持由当下的自身经济、文化和政治等利益决定的唯物史观。
矛盾即对立统一存在于一切事物发展过程中，生产资料的获取必然无法避免为解决矛盾而进行的斗争；且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党内无党帝王思想，即使合作共赢内部也有斗争。试图取消斗争、幻想一个没有矛盾的乌托邦或永恒和谐，是唯心主义的空想。
因此，如果真的有什么所谓“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它也绝对不是消灭斗争，指责他人“静态割裂”、“排他对立”，而应当是保障斗争的权力，因为只有允许矛盾双方通过某种形式、哪怕是激烈的辩论、罢工、谈判来进行博弈，它才顺应了规律，且比强行压制矛盾的团结人意识形态更具正当性。
结语
压迫的本质是什么？很多人下意识将其视为一种因优势造成的损害，但我不只这么看。
压迫的定义还可以是对斗争能动性的剥夺。
马克思区分了客观受压迫但无意识的自在阶级和有意识地进行政治斗争的自为阶级，当一方剥夺了另一方的斗争行为，禁止发声、道德污名化、法律禁止反抗时，就是在阻止受压迫者从物体转化为主体 。
所以最残酷的压迫不是德日法西斯式的、愚不可及的肉体消灭，而是政治主体性的阉割，也就是让你连挣扎都被定义为罪恶。当一方拥有压倒性的生产资料和暴力机器，另一方却被剥夺了包括话语权在内的斗争手段，那么所谓的“和平”与“团结”也不过是奴隶制的宁静。
甚至辩证的讲，无论你是剥削阶级还是被剥削阶级，当你剥夺他人的斗争能动性时，你都在进行压迫。哪怕是表面上的弱者，如果通过“你祖上也坏，所以你闭嘴”的道德绑架来剥夺看似强者的合理辩护权，虽然在现实力量对比中可能无效，但在意图上和逻辑上也是压迫的尝试。
因此，团结人拿团结、和平、原罪、不知轻重缓急等罪名让我们失语和“缴械”，剥夺我们的斗争权，是比直接剥削更本质的压迫，是利用话语霸权在实行专政；剥夺他人的斗争能动性也不可能维护国家统一，只会积累更多的社会愤怒，为真正的分裂埋下祸根。
于是当我们被团结人指责破坏团结或历史上有罪时，就不要陷入自证清白的道德陷阱，而要意识到这种指责本身就是解除我们武装的攻击行为，此时此刻反击就是正义，因为只有通过斗争，保留住自己作为博弈一方的在场，才能避免成为被随意处置的客体。
如果团结人自诩自己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那么他们就应当承认历史上的民族压迫是客观存在的，承认那种压迫本质上是阶级压迫；尊重主体民族及所有民族对自己先祖苦难的记忆权；在承认历史伤痕的基础上，通过建立当代真正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的平等来实现新的、更高层次的团结，而不是靠捂嘴和粉饰太平。
只有在斗争中直面并彻底解决那些阻碍公平正义的矛盾，扫除特权与偏见，才是真正的融合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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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二：理响中国还是权响中国——对《戳破历史虚像 树立正确中华民族历史观——专家学者批驳“1644史观”》一文的严肃批判
【理响中国】戳破历史虚像 树立正确中华民族历史观-中国社会科学网 https://www.cssn.cn/skgz/bwyc/202512/t20251226_5963306.shtml
反动学术权威又在打着探讨真理的幌子宣示权力，给反对者下达政治判决书了。
这篇团结人檄文的逻辑结构非常狡猾，先利用垄断的学术地位宣布1644史观为异端，再扣上分裂国家的政治大帽子，最后呼吁行政力量进行封杀。
所以它最显著的特征就是诉诸权威，“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南开大学教授”、“红楼梦学会会长”，一堆头衔抛出来压人，至于所谓的“论证”，既没有分析生产力的倒退，也没有分析圈地投充对生产关系的破坏，更没有分析剃发易服对民族精神的摧残，一说就是“毫无立足之地”、“生造的概念”、“无稽之谈”，全是只有判决没有论证的权力任性。
学术婆罗门的态度很明确，只有经过他们那个被“团结史观”规训过的学术训练圈子认证的内容才是真理，人民群众基于朴素的阶级直觉和民族痛感所发现的历史真相，因为没有盖上他们的公章，就是“谬论”。
而认为历史的解释权掌握在他们这群少数精英手中，不是掌握在反对他们的人民群众手中，就是典型的唯心主义英雄史观。
最讽刺的是，如果你对他们稍有了解，就会发现一旦将他们对他人的指控反向套用到他们自己身上，反而会变得更加严丝合缝。对此大家也无需奇怪，毕竟这正是团结人阶级本性的必然：因为自己是买办，所以看谁都像破坏者；因为自己出卖了主体性，所以就攻击坚持主体性的人是“极端”。
这一观点是西方人将自身殖民历史经验强加于中国的错位论调，暴露了西方殖民侵略心态的深远影响。
搞“西方殖民心态”的恰恰是这些团结人，因为他们全盘接受了美国新自由主义那种无民族界限的多元文化主义，用西方的政治正确来解构中国的夷夏大防。
殖民的本质是经济掠夺和政治压迫，历史事实表明，满清入关时的跑马圈地就是最原始、最野蛮的殖民掠夺，而团结人正是用西方的后现代诡辩话术来掩盖中国本土历史上发生的残酷阶级压迫，以达到否认这一点的目的。
而他们打着反殖民的旗号维护旧殖民者（满清）的名誉，正是一种典型的、维护主子就是维护自己的买办思维。
你看，他们指责别人受西方影响，其实他们自己才是西方去民族化思潮的忠实信徒：
清朝...建立起疆域与政治制度高度大一统的国家形态，恰恰促进了中华文明的最终成型...政治制度、法律文化与意识形态均是传统中国的延续与发展。
清朝不仅没有“发展”，反而明目张胆的实施投充法、逃人法，在生产关系上全面回退到奴隶制，因此像团结人这样，把停滞当作发展、把僵尸当作活人，就是历史虚无主义，虚无了满清对明朝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社会斗争运动的扼杀，虚无了文明进程被打断的事实。
所谓的“延续与发展”，实际上是通过阉割文明的创造力与骨气，保留腐朽的理学与专制的文明躯壳，为文明的植物人化唱赞歌。
因此任何试图证明奴隶制征服促进了文明成型的理论，都是在为强权即公理背书，是对人类文明进步观的反动。
西方新殖民主义思潮常以民族问题、边疆问题为突破口...试图在精神层面动摇中国的文化自信...使中国沦为西方文化的附庸。
这堪称贼喊捉贼的巅峰。
究竟是谁在动摇文化自信？
是那些要把岳飞移除民族英雄行列的人；
是那些把扬州十日说成民族融合阵痛的人；
是你们这些夜以继日的系统性毁灭作为中国革命主体力量的汉民族的历史记忆和反抗精神的团结人。
不允许主体民族拥有对自己历史悲剧的解释权，才是真正的去主体化，才能完美配合西方势力瓦解中国内部凝聚力的战略。
让主体民族跪在侵略者、甚至是蒙元、满清这类古代侵略者面前谢恩，才是最大的文化自卑。 真正的文化自信建立在敢于正视历史、敢于反抗压迫的民族脊梁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对征服者的粉饰之上。
索隐派将《红楼梦》视为政治暗语的集合...误将文学性等同于政治性...《红楼梦》的批判精神...无需借助隐晦暗语。
去政治化就是最大的政治——在那个文字狱极度严酷的时代，曹雪芹不得不满纸荒唐言来通过审查，避讳本身就是残酷政治压迫的产物。
而团结人的学术圈却强行剥离文学的政治属性，把《红楼梦》矮化为家长里短或抽象哲学，目的显然是为了粉饰满清文字狱对中华文化的窒息性扼杀。
他们害怕人民读懂了书中的血泪，害怕人民把对封建家族的恨上升到对异族部族统治的恨，于是他们便否定文学的阶级性和政治性，妄图将一切矛盾庸俗化、无害化，这就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唯心论，是为维护统治秩序服务的麻醉剂。
凡此种种，从包括这篇文章在内的、反动学术权威的一切动作，我们可以看出阶级斗争如何在文化领域中被反映出来。
反动学术权威通过学界的既得利益，以意识形态上现代包衣的实际角色，垄断了学术训练资源、刊物发表权、甚至“什么是历史”的定义权。他们光鲜亮丽政治正确的团结史观，本质上只是绥靖史观、顺民哲学，教导人民要感谢征服者，要从被征服的苦难中通过脑补咂摸出“大一统”的甜味来。
为什么他们对1644史观如此痛恨，正因为我们这群膝盖太硬跪不下去的人，竟然绕过了他们构建的学术壁垒，直接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还原历史真相，挑战了他们的权威，揭穿了他们试图让投降合理化的潜意识阴谋。
所以他们指责我们“情绪化”、“片面”所掩盖的，便是他们这群在象牙塔里把玩古董的精英、在这个觉醒的时代、失去了对群众思想的控制力后的气急败坏。
比如反动学术权威非常喜欢发动他们在人民群众中的特务喉舌发表诸如1644史观缺乏史料依据的言论，嘲笑、审丑我们没有能力如乾嘉学派般在故纸堆中考究史料，只能像美国的红脖子那样用AI找史料、结果史料全是错的。
此时自证我方有人拿史料说事聊胜于无，因为这本身是团结人放出来的自证陷阱。
史料是死的，人是活的，当他们嘲笑AI史料错误时，并不是他们所宣扬的、以正视听的伟光正，而仅仅是在把战场拉回到他们最擅长的考据学泥潭中，以彻底镇压我们的反抗诉求，剥夺我们天赋的斗争权力。他们在那个泥潭里有几百年的经院积累，有无数的基金项目，而你不仅不可能在他们的学术期刊上“打赢”他们，你甚至无法在他们的逻辑框架内“打赢”他们，因为那是裁判兼运动员的游戏。
其次，我们必须清醒的认识到，即使我们找出了100%准确的史料证明清军屠杀了多少人、做了多少恶政、以及善政背后的反动出发点，他们依然会用“为了统一的必要代价”、“不可避免的阵痛”来轻描淡写的抹过去。因为分歧不在于事实，而在于立场，对于买办-包衣来说，屠刀下的屈服叫融合；对于人民来说，屠刀下的屈服叫奴役。在不可调和的立场上，无论拿出多少史料，双方最后都是不可能达成共识的。
比如乾隆时期，清廷组织大量人力物力，用数年时间编纂了规模宏大的《四库全书》，收录了历代大量典籍。
在团结人看来，这毫无疑问是盛世修典的伟大功绩，证明清朝重视文化，保护了中华文化遗产，对古籍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保存，体现了清帝对儒家文化的尊崇和中华文明的延续，是文化自信的古代版。
但马克思主义认为，统治阶级必然要控制精神生产资料，所以清查与销毁才是乾隆修书的真正动机。
我们可以看到，在修书过程中，凡是涉及契丹、女真、辽金元等北方民族侵略者的，凡是涉及明朝抗清历史的，凡是有骨气的华夷之辨思想的，统统被篡改、删减甚至整部焚毁，从而切断汉民族的反抗意识，构建奴才哲学；
同时通过修书，清政府还把天下的读书人圈养起来，让他们钻进故纸堆里搞考据，消耗他们的精力，让他们没空去思考反清复明或经世致用。
因此四库全书对于人民群众而言就只是文化屠杀后的标本，目的是消灭汉人的骨气、确立满清统治的合法性。
又比如康熙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雍正推行“摊丁入亩”，取消了实施两千年的人头税，将其并入田赋。
团结人当然声称这是古代仁政巅峰，减轻了无地少地农民的负担，废除人头税体现了清朝对人权的尊重，促进人口的爆发式增长，造就了康乾盛世的繁荣景象。
但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这些政策不过是为摇摇欲坠的奴隶制经济基础打补丁，确保寄生阶级的长期饭票而已。明末清初的战乱和满清初期的圈地、投充、逃人法破坏了生产力，导致大量农民逃亡、隐匿人口。收不到税，不仅国库空虚，更重要的是养不起庞大的、不从事生产的八旗寄生集团，所以清廷的改革不是因为心疼农民，而是因为如果不改，农民就要更拼命的造反，八旗子弟的皇粮就断了。
其次，满清鼓励无限繁衍的结果是内卷化，因为大量人口被束缚在有限的土地上，人均资源极度降低，形成了庞大的赤贫后备军，而我们很清楚，饿不死但也吃不饱的人最听话，这样做的确有利于统治者的稳定，却也彻底锁死了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劳动力成本条件。
所以康雍的这点善政不过是奴隶主为了防止奴隶死绝而进行的饲养策略调整，根本目的是让满洲贵族能更可持续的吸血，和民本思想没有半毛钱关系。
再比如乾隆平定准噶尔、大小和卓，收复新疆，巩固西藏，在团结人的解读逻辑中就是清朝最大的历史贡献，言必称清朝皇帝雄才大略，实现了真正的“大一统”，融合了满汉蒙藏回等各族，不仅是军事胜利，更是民族团结的胜利，为今天多民族国家的版图奠基。
但于人民史观看来，这层画皮掩盖的是满清试图建立部族殖民的战略缓冲区、利用汉地财力供养内亚霸权的动机。清廷对西北用兵，首重消灭可能挑战满洲统治合法性的蒙古对立政权（准噶尔、和卓），是因为他们将这些地区视为满洲的大后方和防汉的屏障，而不是为了国家统一这么高尚的目的。所谓武功的本质也是“量中华之物力，结部族之欢心”，用汉人的血汗税银去支撑一场场昂贵的战争，反观战争打下来的土地和利益，诸如驻防将军职位、草场，却主要由满蒙贵族瓜分，汉人大多只能作为填补边疆的流放罪犯或苦力。
所以满清的版图扩张，在当时是为了维护爱新觉罗家族及其盟友的统治安全，客观上的版图奠定就不能抵消主观上将汉地作为殖民母体进行吸血的事实。
评价一个政策，不能只看它表面上给了什么，更要看它为了什么以及谁在受益。满清作为一个典型的小族临大国、落后征服先进的殖民政权，所有看似宽仁的政策，底色都是防汉与维稳，目的是为了保障那个寄生性的八旗铁杆庄稼能世世代代吃下去，即其所有“善政”=把宿主（中国/汉地）吸干致死与让宿主造反之间寻找平衡点。
团结人话术的迷惑就在于他们很擅长用版图、人口、书典这些结果的客观存在，来掩盖维护部族特权与阶级压迫动机的反动本质，但团结人的话术却骗不了人民群众，因为辩证的讲，草根研究者没有经过学术训练、于是被团结人排斥和鄙视，也同样意味着没有被他们的买办-包衣学术体系洗脑，从而保留了最宝贵的反抗直觉。
所以就像我在上一篇文章结尾所说的，当我们被团结人指责破坏团结或历史上有罪时，就不要陷入自证清白的道德陷阱，而要意识到这种指责本身就是解除我们武装的攻击行为，此时此刻反击就是正义，因为只有通过斗争，保留住自己作为博弈一方的在场，才能避免成为被随意处置的客体。
总而言之，团结人这篇长文是他们发动的又一次精神领域的清乡围剿，试图继续用权威的鞭子，把已经觉醒并试图站起来正视历史伤口的汉民族再次抽回到歌颂盛世的迷梦中去。但正如马克思所言，“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我们不需要向这群反动学术权威证明我们的史料有多规范，我们需要做的是不断揭露他们学术外衣下的买办-包衣底色，直到他们的这套打着团结旗号的绥靖顺民话术在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中彻底破产。
这篇文章还冠冕堂皇的以理响中国为主题，仿佛只要挂上这块金字招牌，哪怕是不通的逻辑也能变成真理。然而纵观全篇，我们听不到任何基于唯物史观的播理之音，只看得见顶戴花翎在眼前晃动，只听得见大帽子扣下来的呼呼风声。通篇没有对历史伤痕的抚摸，只有居高临下的政治定性和行政恐吓。你们与其说是在讲理，不如说是在亮剑，亮出学术阀阅的尚方宝剑斩断民间探索真理的舌头。
这究竟是理响中国还是权响中国？
当道理说不服人民的时候，就试图用权威让人民闭嘴，恰恰证明了你们心中除了那点可怜的既得利益，早已空无一物。
这样的“响”，终究只是历史回声壁上的一声噪音罢了。
注：引文格式与原文不同。原文链接：
马戎先生在历史学中实行的变革 – 知乎 https://zhuanlan.zhihu.com/p/1988246113824831262
理响中国还是权响中国——对《戳破历史虚像 树立正确中华民族历史观——专家学者批驳“1644史观”》一文的严肃批判 – 知乎 https://zhuanlan.zhihu.com/p/19886749366136638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