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北京一间狭小简陋的平房里，一位78岁的老人倒在窗边。他身上盖着洗得发白的旧棉被，枕边放着一叠泛黄的老照片——那是他年轻时穿军装、戴大校军衔的模样，眼神锐利，身姿挺拔。
谁能想到，这个晚年靠每月150元生活费勉强糊口、连治病都舍不得花钱的老人，曾是驰骋战场的铁血政委，公安部的副部长？他叫施义之，最后为何落得个被开除党籍、军籍的结局呢？
1917年12月，施义之出生在江苏武进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家境贫寒，让他早早告别童年，扛起了谋生的重担。十二岁那年，他告别家乡，独自跑到上海，在一家印刷所当学徒——这是他人生中刻骨铭心的经历，也是他思想觉醒的起点。彼时的上海，既是远东的繁华都市，也是革命思潮与反动势力交锋的前沿，印刷所里往来的人形形色色，有进步青年，有爱国学者，也有暗藏的反动分子。
作为学徒，施义之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擦机器、调油墨、捡字排版，干着最苦最累的活，却只能换来微薄的口粮，甚至还要忍受师傅的呵斥与打骂。但这段艰苦经历，并没有磨掉他骨子里的韧劲，反而让他看到了底层人民的苦难，也让他在潜移默化中接触到进步思想——印刷所里偶尔会印一些宣传抗日救亡的传单，他趁着收拾机器的间隙偷偷翻看，那些“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文字，像一颗种子，在他心底悄悄生根发芽。
几年后，施义之辗转到南京兵工学校的印刷室工作，这里的氛围，让他的思想彻底觉醒。当时的南京，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印刷界成为传播进步思想的重要阵地，他结识了大革命时期的老共产党员汪德彰，在其引导下，加入进步组织读书会，开始系统学习革命理论，积极参与抗日救亡游行。那一刻，他终于明白，仅凭一己之力无法改变底层人民的命运，只有投身革命，才能拯救积贫积弱的国家。
很多人不知道，施义之在投身革命前，曾有过一次“冒险之举”——他利用印刷工人的身份，偷偷印刷抗日传单，深夜跑到街头张贴，好几次都差点被反动军警抓住。有一次，他张贴传单时被巡逻军警发现，只能拼命奔跑，躲进一条狭窄小巷，直到天亮才敢出来，身上衣服被划破，脸上也添了几道伤痕，但他没有丝毫退缩。在他看来，比起国家命运，个人安危微不足道。
1938年6月，21岁的施义之，经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介绍，辗转来到豫南竹沟镇，加入彭雪枫将军领导的新四军游击支队，同年8月，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从印刷学徒到革命战士，这一步他走了整整九年，九年的苦难磨砺，让他从懵懂少年，成长为有信仰、有担当的革命者。这段底层谋生的经历，也让他一生保持着朴素作风，始终牵挂着普通群众和基层干部——这一点，在他后来的军旅生涯和公安工作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加入新四军后，施义之凭借扎实的文字功底和坚定的革命信念，很快在部队中崭露头角，从连救亡室主任、支部书记、政治指导员，一步步成长为旅锄奸科长、组织科长，最终成为三野21军的政委。1955年，他被授予大校军衔。在二十多年的军旅生涯中，他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参加过无数次硬仗，身上留下了岁月与战火的印记，但他留给身边人的，从来不是“铁血硬汉”的冰冷形象，而是有原则、有温度、重情义的政委模样。
鲜为人知的是，施义之在战场上，不仅是运筹帷幄的政工干部，更是身先士卒的战士。1946年9月，华中野战军第9纵队在苏北泗阳至淮阴间执行运动防御作战任务，面对敌74师、25师和7军7个旅的轮番进攻，部队坚守了8天8夜，伤亡惨重。时任纵队组织科长的施义之，没有躲在后方指挥，而是冲到前线，先组织战士们抢运伤员、掩埋烈士遗体，随后又前往73团防御阵地，参与组织战斗。
更让人动容的是，马厂阵地告急时，施义之奉命率领纵队特务营前往增援，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他毫无畏惧，亲自带头冲锋，身上多处负伤，却始终坚守阵地，直到成功迟滞敌人进攻，为大部队转移争取了宝贵时间。战后，他被调任73团副政治委员，其战场上的英勇表现，成为部队里流传的佳话。但很少有人知道，战斗结束后，他悄悄拿出自己的津贴，资助了几位牺牲战士的家属，还亲自写信，安慰那些失去亲人的老人和孩子。
新中国成立后，施义之于1953年2月担任62师政委，随后率领部队分批入朝，参加夏季战役。战前准备阶段，他深入基层连队，和战士们同吃同住，了解战士们的思想动态和实际困难，亲自做战前动员，鼓励大家保家卫国。停战后，他没有立刻回国，而是带领部队帮助朝鲜人民清剿匪特、恢复生产，填平弹坑、重整耕地，甚至抽调兵力参与建设平南灌溉工程。他常对战士们说：“我们来到朝鲜，不仅要保卫和平，还要帮助朝鲜人民重建家园，这是我们的责任。”
如果说战场上的铁血，展现的是施义之的担当，那么和平年代的坚守，则展现了他的原则与温情。1958年9月，21军刚从朝鲜回国，驻扎在山西太原，军里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贯彻中央军委和北京军区党委扩大会议精神，反对教条主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在极“左”风气盛行的年代，这样的会议往往会“上纲上线”，当时，六十二师的杜绍三师长，因平时工作认真、喜欢追问上级指示的“所以然”，被少数人起哄批判，被扣上“教条主义者”“军阀残余”的帽子，甚至被诬陷“破坏中朝友谊”，大会批判氛围越来越激烈，杜绍三拒不认罪，会议陷入僵局。
就在这时，正在外地休假的施义之，被紧急召回部队，投入到这场“斗争”中。所有人都以为，他会顺应形势加入批判行列，但施义之却作出了出人意料的决定——他顶住巨大压力，在小范围会议上公开表态，认为大字报上揭发的问题，大多夸大其词、道听途说，不符合实际，杜绍三的缺点，仅仅是工作方法有些急躁、说话随便，根本达不到“批判对象”的标准。
在当时的环境下，这样的表态无疑是“逆风而行”，会得罪不少领导，但施义之丝毫没有退缩。他说：“我们做政治工作，不能随波逐流，不能冤枉一个好同志，实事求是，才是我们的原则。”正是因为他的坚持，加上其他同志的支持，这场针对杜绍三的批判大会逐渐降温，最终没有立案，杜绍三得以清白。这件事在21军内部流传甚广，很多干部私下议论：“施政委有原则，有骨气，跟着这样的领导，心里踏实。”
施义之的温情，不仅体现在对待同志上，更体现在对基层干部的关怀上。1965年2月，部队里一位名叫张秀的干部，因受到“张达事件”株连，被要求脱下军装、转业地方。张秀是久经沙场的老战士，作战勇敢、工作积极，军、师两级领导都认为他是好同志，家庭问题应看本人表现，不应牵连。当时施义之担任21军副政委，分管干部工作，他多次向北京军区反映情况，为张秀据理力争，希望能让他留队。
尽管他多次努力，但在当时偏激的干部政策下，军区职能部门拒不调查，坚持要求张秀离队。施义之没有放弃，他亲自和张秀谈话，安慰并勉励他，还详细交代军干部处和六十一师，妥善安排张秀的定级、转业去向和家属安置问题，做到了仁至义尽。后来，张秀转业到上海，在“文革”中被造反派诬陷为“阶级异己分子”，专案组专程到北京公安部找到已调任的施义之，希望他能“揭发”张秀的问题。
此时的施义之，自身处境已十分艰难，但他依然坚守原则，亲自接待专案组，明确表态：“张秀打仗勇敢，工作积极，政治坚定，经过国内战争和抗美援朝的考验，他是正常转业，根本不是政治清洗。”不仅如此，他还写下书面证明，提前和21军老战友通气、统一口径，甚至特意让人给张秀捎去口信，让他“沉着气，相信组织”。正是因为施义之的证明，张秀才得以摆脱“现行反革命”的帽子，避免了被法办的命运。
1966年12月，施义之奉命调离21军，前往公安部“支左”，担任副部级政治部主任、党组成员。对于这个任命，施义之内心是抗拒的——他在部队待了28年，早已习惯了部队的单纯，而公安部的工作复杂多变、牵扯甚广，他深知其中风险。但作为革命者，服从组织安排是他刻在骨子里的信念，最终，他还是告别了朝夕相处的战友，奔赴了一个全新的、充满未知的战场。
初到公安部，施义之面临巨大挑战。当时的公安部派系林立、矛盾尖锐，造反派与老干部对立激烈，工作难以开展。施义之凭借多年的政工经验，试图调和各方矛盾、稳定局面，但他很快发现，在那个特殊年代，个人力量在时代浪潮面前十分渺小。他能做的，只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坚守底线，保护那些被诬陷、被迫害的老干部和公安干警。
李震
真正让他卷入风口浪尖的，是1973年的“李震事件”。李震是当时的公安部部长，也是施义之的老战友，两人都是行伍出身，工作配合默契，私下里也有着深厚的情谊。1973年10月21日，李震在公安部机关大院的地下管道内死亡，这一事件瞬间引起轩然大波——有人说他自杀，有人说他被人杀害，公安部内部顿时陷入混乱，两派意见僵持不下。
作为公安部核心负责人之一，施义之被直接卷入风波中心。从感情上讲，他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李震自杀的事实——在他眼里，李震意志坚定、责任心极强，当时还正被“算旧账”的争论困扰，一心想把工作做好，根本不可能轻易放弃生命。从原则上讲，他坚信只有找到真相，才能还给老战友一个清白。
起初，周总理也判断李震“绝大可能是被害”，还成立了破案组，由华国锋领导，施义之坚定支持“他杀”结论，全程参与调查。可他怎么也没想到，这场为老战友讨清白的调查，会成为他人生悲剧的导火索。当时的公安部，核心小组内部矛盾尖锐，于桑、刘复之等人与主流意见不合，后来被“保护审查”，整个公安部的氛围压抑到了极点。
刘复之
施义之在调查中，多次顶住压力，坚持实事求是，希望找到真正的死因，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实事求是往往会成为“异类”。后来，调查方向逐渐转变，1977年底，第十七次全国公安会议正式宣布，李震系畏罪自杀。而施义之，因为始终坚持“他杀”结论，逐渐被边缘化，处境越来越艰难。
尽管处境艰难，施义之依然没有放弃坚守。在主持公安部日常工作期间，他牢记周总理“国家安危，公安系于一半”的嘱托，努力恢复公安业务，落实毛主席关于结束专案审查、释放审查对象的指示，解救了一批被诬陷、被迫害的老干部和群众。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1975年的特赦战犯工作。
1974年12月，毛主席在湖南长沙养病期间，作出重大决定：全部特赦释放所有在押战犯，包括美蒋派遣的武装特务。当时，尚在关押的国内战犯有293名，其中国民党战犯290名，伪满战犯2名，伪蒙战犯1名。这项工作由公安部牵头负责，施义之作为核心负责人，全程参与了名单审核、释放安排、待遇落实等各项工作。
在讨论战犯释放后的安排和待遇时，各方意见不一，有人主张“从严对待”，有人主张“宽大处理”。施义之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提出自己的观点：“这些战犯虽曾犯下错误，但经过多年改造，很多人已认识到自己的罪行，我们应遵循毛主席‘一个不杀’的指示，给予他们公民权，妥善安排生活，这不仅体现党的宽大政策，也有利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在他的坚持和协调下，公安部最终形成《关于第七批特赦问题的报告》，上报中央。1975年2月27日，毛主席看到报告后，再次强调：“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顿饭，多吃点鱼肉，每人发100元零用钱，每人都有公民权。不要强迫改造。”1975年3月17日，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决定，特赦全部在押战争罪犯，并给予公民权；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在抚顺、济南、西安和秦城监狱召开特赦释放大会，293名战犯全部被释放。
更鲜为人知的是，特赦工作结束后，施义之还参与了美蒋武装特务的宽大释放工作。1975年9月，司法机关决定对在押的95名蒋帮武装特务和49名武装特务船船员全部宽大释放，其中65人要求回台湾与家人团聚。9月27日，施义之作为公安部负责人，亲自接见这65名准备回台湾的人员，详细询问他们的需求，叮嘱有关部门做好路费、食宿安排，确保他们顺利回家。
特赦工作
在我看来，1975年的特赦工作，是施义之在公安部工作期间最值得铭记的功绩。在那个特殊年代，他顶住各方压力，坚持贯彻党的宽大政策，用行动践行“实事求是”的原则，也让那些曾经的战犯感受到党的温暖。但很少有人知道，这项工作中，他曾多次受到批评，被认为“心慈手软”，但他始终没有动摇——他知道，这项工作不仅关乎战犯的命运，更关乎国家的形象和团结。
在公安部工作的几年里，施义之的处境越来越艰难。他曾在和老战友张秀的闲谈中，多次流露无奈：“难呀！很难呀！”这六个字，道尽了他在那个特殊年代的挣扎与痛苦。他想坚守原则，却不得不面对时代洪流；他想保护同志，却不得不承受各方压力；他想做好工作，却不得不接受身不由己的现实。他就像一枚棋子，被时代浪潮推着走，心怀信仰，却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
1976年，“四人帮”倒台，中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很多被颠倒的历史被纠正，很多被诬陷的干部被平反。但对于施义之来说，这并没有带来转机，反而让他陷入更深的困境——因在李震事件中坚持“他杀”结论，以及在公安部工作期间的一些“历史问题”，他被认定为“犯了严重错误”。
1977年5月，施义之被停职审查，这一查就是八年。这八年里，他失去工作和自由，每天面对无休止的调查和询问。他曾多次向组织说明情况、陈述想法，却都没有得到回应。很多老战友想帮他，却因害怕牵连，只能默默关心，不敢公开表态。曾经的铁血政委、公安部高官，如今成了“待审查人员”，这种巨大落差，并没有击垮施义之，他依然坚守信仰，坚信组织会还他清白。
但他没有等到那一天。1985年，组织作出决定：开除施义之的党籍、军籍，每月发放150元生活费，结束审查。这个决定，对施义之是致命打击。被开除党籍、军籍后，施义之的生活十分艰难。150元的生活费，仅够勉强维持基本生活，他住的房子狭小简陋，身患多种疾病，却因没钱，只能靠简单药物维持。但他从未抱怨，也未向组织提过任何要求，只是默默承受。他常常一个人坐在窗边，翻看年轻时的照片，回忆战场上的岁月和与战友并肩作战的日子，眼神里满是怀念与无奈。但，这就是人生常态，既然犯错了，那就应该接受所有的结果。
1995年10月29日，施义之因主动脉瘤破裂，在北京逝世，终年78岁。他去世时，身边没有太多人，只有几位老战友和家人陪伴。他没有留下遗言，也没有留下财产，只留下一段充满争议与唏嘘的人生，一份坚守与担当，一份不为人知的温情与柔软。
有人说，施义之是“罪人”，因他在特殊年代犯了“错误”；有人说，他是“功臣”，因他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的胜利作出贡献，为公安工作和特赦战犯付出努力。但在我看来虽然他有功劳，可无论功劳多大，都要严守党纪国法，这是留给后人的警示。
原文出处：他曾任21军副政委、公安部副部长，1985年被开除党籍，终年78岁 – 今日头条 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611118402295349795/?log_from=4fb555802c01d_17721599451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