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来稿， 作者：波拿巴拿破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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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不是地方民族主义，而是大少数民族主义。
为什么？
我们以一个概念切入：民族权利竞逐。
大家知道为什么会有权利竞逐这个东西吧。
因为基于人类在任何社会阶段、任何主义叙事下都普遍存在这个现象而论，它堪称人类的本性。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民主的实现非常困难。古代西方各国小国寡民，内部的民族成分、社会形态及意识形态较为单调统一，民主取代君主的过程尚有各种波折，如中国之广土多民族、多级（经济）社会形态和百家争鸣的国家，权利竞逐自然更加残酷复杂。
因此在推翻帝制后，中国对民主的摸索异常坎坷，中国相比海洋系西方国家和大陆系西方国家，更难解决各种民主框架下权利竞逐失控的难题。
而最后中国给出的解法就是协商民主，即以先锋队集中的前提下，通过协商保障非先锋队的利益，从而实现民主。
权利竞逐当然不仅存在于政党领域，同样存在于民族领域。前苏联、前南斯拉夫、前捷克-斯洛伐克，乃至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排华的例子已经说明，民族权利竞逐不会因为你搞阶级叙事、社会主义亦或原生国彻底让步、移民脱离原生国籍彻底归化就能一片风和日丽。
就像铁托甚至于近乎讨好前南的非塞族，同时用宗教牌和文化牌往死里拆分塞族，下场却是前南各族离心，米洛舍维奇拿出大塞族主义自救，更是越自救越被围剿，因为之前各族的势力已经成型，民族权利已经到手，到苏东剧变就是已经处于收割阶段了，你米洛舍维奇这时候跳出来，跟司马昭掌权下曹髦带亲卫出击有什么本质区别？人家就等你出手然后搞死你呢。
现在说回这个话题。
因为根本大法反对的重心是大汉族主义，所以对其他大民族主义的反对力度必然有限，这是翘板效应的必然；
当其他大民族主义、即大少数民族主义反对力度小的时候，少数民族主义进行权利竞逐时，就不会倾向于地方少数民族主义，而会倾向于大少数民族主义；
当然，更理性务实的办法是利用大少数民族主义至少维护统一的政治正确表象，先奉天子以令不臣，高呼共产党万岁和爱国主义旗帜，掩护少数民族主义在地方的权利竞逐，夯实地方的权利基础，再以大少数民族主义上洛，争夺最高权力。
这样一来，成则复辟蒙元满清，不成也不失波三小、巴尔干诸国和东德之位，进退有据立于不败之地。
与之相比，东突、热比娅、达赖喇嘛之流不仅过时而且蠢不可及。当然，后者于前者有充分的利用价值，在于不断加固中国国家机器的思想钢印，即坚持认为少数民族最大的风险永远都是苏东剧变式的分裂，所以不管是巴掌还是甜枣都往这处用，殊不知人家早就在根本大法的掩护下用大民族主义不断蚕食，用 @褚毅平 的原话讲就是“挖社会主义墙角”了。
也不知是蠢还是坏，但无论蠢坏，未来的形势都只会比大家认为的更严峻。
现在唯一的做法，就是参照协商民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精神，先开辟第八条渠道民族协商，再如政党协商中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般，确立汉族在民族协商中的领导地位，实现集中；最后以防止先锋队官僚主义的办法，由中国共产党的纪律约束来避免汉族的民粹法西斯化，即阻止汉族走向根本大法真正反对的那个大汉族主义，实现民族领域的民主。
以中国目前的乱像论，你不彻底确立汉族领导、如何领导、恢复汉族繁衍力，就谈什么五十六个民族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跟当年孙中山妄图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框架下实现三民主义理想、乃至实现宋教仁幻想中的民主如出一辙。
任何在其他渠道里打民族协商补丁、分散处理的思路和方案最后都会变成纸上谈兵，最终为大少数民族主义所利用，此话勿谓言之不预。
至于以汉族领导民族协商，到底是讲民主也讲集中，还是民族先锋队顷刻变质为民粹法西斯，就要看你扪心自问而不是假惺惺的怎么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了。
如果你像西方宣传的那样，骨子里觉得政党协商的本质就是民主党派给中国共产党当应声虫甚至奴隶，那么即使我有列宁的口才，你也终将比卢森堡更固执己见。
如果你意识到政党协商下，民主党派无论是参政议政还是躺平摆烂，都能滋润且有尊严的生活工作，那么在民族协商下，少数民族乃至未来有机会加盟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其他种族，也绝对不可能像牧之野文章中那个朋友的亲戚所以为的那样，从此以后活的如同行尸走肉、黑奴，甚至像印尼华人般被当局隔三岔五的找进门先迈右脚的借口屠杀。
大马华人和印尼华人与中国切割的不可谓不彻底，前几天我甚至还看到大马华人博主怒斥大马华人本质是中国人的说法。但他们再给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当局表忠心，跟着西方的风鼓吹狗屁多元化，当局到底是如马来般允许他们抱团结社甚至建国辛加泊，还是如印尼般动不动就把他们和蝙蝠一起烤制，也不取决于他们的态度，而是对方的态度和双方的实际力量对比。
因为印尼故事和马来故事本身正是一个国家缺乏民族协商的结果。你可以抨击中国政治的差序架构反民主，但没有差序架构，取而代之的不会是平等共建的民主，而只会是苏东式的各找各妈甚至马来印尼式的弱肉强食。
无他，这是民族权利竞逐这一人类本性在多民族格局中的必然。
于汉族而言，顶着民粹法西斯的帽子和所谓的影响国际观瞻迈出这一步，实际上也是无奈之举。
曹操死后，曹丕急于令汉献帝禅让背后的道理，大家非常清楚，以当时曹家老一辈肱骨相继逝世，反曹势力和世家豪族蠢蠢欲动的情形论，曹丕必须要尽快定下君臣之分，才能开始培养曹魏的忠臣，以粉碎未来的反魏势力，否则夜长梦多，曹魏可能都支撑不到二十几年后被司马篡权的那一刻。
同理，汉族目前在官面上尚有90%的人口比重，而少数民族人口、尤其是某些具有宗教色彩的少数民族人口正在艰难但（相比汉族而言）却蓬勃的增长。
如果汉族不趁着当下还有足够体量，尽快在根本大法里确立领导地位，而是还在那里不愿背负王莽骂名（西方舆论抨击）、担心诸侯围攻（少数民族主义作乱）、甚至继续复读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相信后人智慧），那等你降到前苏联俄族的50%，甚至前南斯拉夫塞族的30%，你猜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很多人给曹丕篡汉找了一个正当理由，就是老刘家的人心肠恶毒。刘询不过是死了个结发妻子就株了霍光三族，且瓜蔓抄了一批无辜人士，所以曹丕必须登基自保，否则曹家一定会被汉室清算。
那么你们如果真的认同这个思路，就更应该支持汉族领导民族协商——试想大少数民族主义再继续这样发展下去，真的彻底夺舍政权，他们还会不会像今天这样对你们慈眉善目，一副共天下的仁德表现？
当初蒙元满清是怎么对待汉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你们不会忘了吧？
既然连汉宣诛霍都应当令曹丕篡汉，如果汉宣诛霍对比曹丕封汉献帝为山阳公善终，那么蒙元满清的存在就更应当即刻令全中华民族支持汉族领导民族协商。
最后套用 @风大 可稍息否 曾经的观点，不得不说，无论对于汉族还是少数民族，早定序列之分，是一个特别关键的事情。
如果在新中国成立时，就早早建立民族协商，确立汉族的领导地位，那么经过将近八十年的发展，共和国治下就会有一大批忠于汉族领导的民族协商制度的人长大，这几代人就会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骨干，将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扼杀在摇篮中。
结果共和国就放着民族协商的缺口拖延，一昧用民族平等的政治正确和稀泥，这就导致今天的大少数民族主义勇猛精进，搞得不是汉族绥靖主义者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出，就是少数民族一天到晚拿被迫害妄想按头汉族，也就显得汉族领导的民族协商作为真正的民主构想，却像民粹法西斯主义思想一样。
一个从小生活在汉族是中华民族主体、民族协商领导者氛围下的人，和一个从小生活在民族平等口号而实际上放任大少数民族主义进行民族权利竞逐、却无孔不入扼杀汉族对此反抗氛围下的人，他们的心态是迥异的。
这里面最神奇的就是一个身为汉族但支持和粉饰大少数民族主义的人。
所以如果你很晚才树立旗帜，那么你只会把这段时间里培养的人才都打上对方的标签，他们都会以为实际的大少数民族主义才是正确的、维护统一与和平的、务实的、也并非根本大法反对的那个大民族主义，并通过社论、影评等方式表达出来。
击败敌人可以很晚，但是旗帜不能树太晚，因为针对大多数日子人的争夺才是决定胜负的关键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