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EASTGLORY，作者：褚毅平
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过去曾在国内引起热议，如今则变成另一个场景。尽管从国际局势的急剧变化看，福山的预言不仅没有失效，而且还相当灵验，但东方大国的主流舆论已完全不屑一顾，他们以肤浅、夸张的方式宣布多极世界的到来——仅仅依据表面的、不稳定的现象，没有理论逻辑、没有思想意识，甚至没有可靠制度体系。这样，福山理论的具有积极意义的警示作用也归零了。
新古典社会主义理论认为，任何关于历史必然性的历史决定论，无论是左的还是右的，都没有科学依据。历史很大程度受到人的主观意志影响，而各种现代政治蓝图明显存在重大缺陷。比如自由民主体制放大了人性缺点，不仅不被古典政治哲学接受，到了今天更成为垄断资本统治的建设性工具。从黑格尔到科耶夫再到福山，他们确实指出了人类发展的客观趋势——均质化，但人之被承认的需要同样须接受理性反思。
自由体制保障了垄断资本支配地位，在此条件下的均质化，就是现代奴隶制。因此，福山指出的历史趋势，既表明某种客观性也包含特定力量的主观驱动。它向人们敲响了警钟，也是人类政治文明的丧钟。当然，左翼对现代政治趋势完全可以有另一套解释，但如我们已经经历的，它同样不令人满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主张回到古典，以古典理性解决现代性问题。这是真正的第三条道路，也是中国正在实际探索的方向。正因为所谓的左与右都奠基于现代性与进步主义，因此，向古典政治哲学回归的新社会主义是对“左”、“右”的颠覆和超越。
新古典社会主义理论认同金正日主体哲学，承认人作为历史发展的主体之作用。一方面认为历史发展没有必然规律，一方面认识到技术发展的重大影响，它导致历史“陷阱”的不可逆性，自由民主成为历史终结是可能的。这里要说明，人们常常将历史必然性与历史终结混为一谈，事实上它们在大多数时候是两个不同问题。我们相信历史会终结，它可能终结于善，当下它更可能终结于恶。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承担历史责任，以最大的审慎、最强的意志逆转已成滚滚洪流的历史滑落趋势。
福山的向左转，并没有特别的意义，他的理念，即便是民主社会主义，依然属于自由主义大范畴。主流舆论也热衷于夸大西方内部左右翼的差异和对抗，以证明其浅薄的乐观主义，继续荒谬的自欺欺人。不管是精英化的新保守主义、加速主义，还是极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新右翼，都i没有从根本上反对自由民主体制，相反，它们在国际领域更为有力地推动自由主义进程。前者直接代表垄断资本的利益和意志，后者表面引内斗，本质却是矛头向外的，针对受益于经济全球化的、崛起的东方大国。可见，西方的全面右转，正是其统治集团发动大决战的政治准备。
大敌当前，我们的专家和喉舌们却对西方内部的矛盾表演津津乐道，将之视为帝国衰落的征兆。这不仅在智识上令人哭笑不得，更让人警惕其背后的成因。在任何方面，它们都是危机和灾难的信号。
++++++++++++++++++++++++++++++++++++++++++++++++++++++++++++++++++++++++++++++++++++++++++++++++++++++++++++++++++++++++++++++++++++++++
附原文：福山自称已转变为民主社会主义者
雅各宾编者按：1989年，弗朗西斯・福山发表了那篇引发广泛讨论的文章，提出自由民主资本主义是人类唯一可行的经济与政治制度。各国要么接纳这一制度模式，要么陷入治理失效。阻碍民族与个体抵达这一终点的，是对成为“末人”的恐惧——这一尼采概念，指代不再拥有值得为之献身的宏大理想的人。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中写道，当自由民主取得胜利，世界将告别宏大意识形态时代的悲剧与激情；秩序固然安稳，却平淡乏味。三年后，他将文章扩展为《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并忧心忡忡地说：这种稳定和平的状态，或许无法满足人类内在的冲动。他借鉴黑格尔的思想，认为人存在一种名为“血气（thumos）”的冲动，渴望得到他人承认。数十年过去，福山的思想轨迹发生巨大转变。他曾任职里根政府国务院政策规划室，是兰德公司政治学部门成员，属于新保守主义阵营；伊拉克战争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他逐步脱离保守派，如今自认是一名持保留立场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新书《在末人的国度》记录了他的思想变迁。雅各宾杂志编辑约翰-巴普蒂斯特・奥杜尔与福山的这篇对话，讨论了施特劳斯学派的分裂、特朗普主义、官僚体系和身份政治等问题，并探讨了左翼面临的机遇与陷阱。数十年来，左右两翼对国家的持续怀疑，共同催生了当下美国的这场危机。
奥杜尔：你本科阶段大量研读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构成了你思想的起点。你当时这样做的动机是什么？
福山：本科时期我反复阅读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西方思想传统的核心，就是依靠理性去回答正义的本质、人类幸福的本质这类宏大问题。这就是我当时的追求。我并不是专门为了对抗进步主义才去读。那个年代美国政治动荡，越战正酣，学生运动风起云涌，我也参与其中。大概大二或大三的时候，我还去华盛顿参加过反越战游行。
奥杜尔：在你看来，彼时施特劳斯式保守主义的政治内核是什么？如今贴近本届政府的帕特里克・德尼恩、迈克尔・安东等人，把施特劳斯思想解读成带有民族民粹色彩的西方文化传统观。
福山：我认为他们的立场已经走向极端。过去几年我和德尼恩辩论过好几次。很多自认是列奥・施特劳斯学生的人，分化成不同派系。最重要的分界线之一，就是与克莱蒙特研究所绑定的所谓西海岸施特劳斯派，以及东海岸那批更接近艾伦・布鲁姆、哈维・曼斯菲尔德一脉的弟子。在我看来，西海岸这一支已经彻底失去分寸。他们主张，现代自由主义本身带有自我毁灭的倾向；自由主义摧毁了维系社会的宗教、文化与族群根基。所以要拯救西方，就必须回归某种前现代的、以族群与文化为边界的共同体。我完全不同意这套说法。施特劳斯本人的写作其实非常隐晦。他在很多地方暗示现代启蒙存在问题，但他从来没有直接提出，我们应当回到族群民族主义。而他的部分学生却把这个推论推到了这一步。德尼恩、安东这批人，把施特劳斯当成武器，用来攻击当代自由民主制度本身。
奥杜尔：你曾经是新保守主义者，后来和这个阵营决裂。伊拉克战争是转折点吗？
福山：是的。新保守主义的核心主张之一，就是美国应当积极向外输出民主，动用军事力量改造那些专制社会。我在90年代也认同这个方向。但伊拉克战争让我意识到，这套想法严重低估了社会文化的复杂性。你不能仅凭军事占领，就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文明土壤里强行植入西式制度。我已经公开收回对这场灾难性入侵的支持。另外一件事是2008金融危机。新保守主义同时信奉不受约束的自由市场。金融危机证明，金融市场不能放任自流，必须有强有力监管。这两件事，让我慢慢脱离保守派阵营。
奥杜尔：你如何看待特朗普主义？它是一套连贯的政治理论吗？
福山：我不认为它是一套理论。它更多是由特朗普个人情绪与怨恨驱动的政治运动。其核心就是“不被承认”的感受：白人中产觉得自己的地位、文化被边缘化，精英阶层无视他们。这里恰好可以回到黑格尔所说的“血气（thumos）”——人渴望被他人认可。普京的叙事，呼应了这种英雄式冲突的怀旧想象。特朗普主义利用这种被剥夺感，但它没有稳定的政策纲领。前一天还支持贸易保护，后一天可以改变立场；没有一贯的经济方案。它唯一持续不变的目标，就是夺取并维持权力，摧毁对行政权力的制衡机制。
奥杜尔：右翼持续攻击美国文官体系，将其称作“深层政府”。你怎么看待官僚体系？
福山：这里要区分两件事。一方面，右翼把整个中立的文官队伍妖魔化，宣称官僚集团是不受选举控制、暗中对抗总统的“深层政府”，这是谎言。现代民主国家需要一支专业、中立的文官队伍，负责执行法律，不会随着政党轮替全盘换人。如果废除这套制度，就会回到分赃制：新总统上台就把所有公职替换成自己的党羽，这对法治是毁灭性打击。但另一方面，美国官僚体系确实存在弊病。环评、审批等规则极其繁琐，基建项目动辄十几年才能落地；解雇不合格公职人员的门槛过高，规则冗余。而且左翼长期以来同样对行政国家与官僚弊病持批判态度。问题在于，你不能用彻底摧毁中立文官体系的方式去改革它。正确路径是精简流程，保留职业官僚制度的根基。
奥杜尔：你现在自称有条件的社会民主主义者。这意味着什么？
福山：经济层面，我相信受监管的市场经济。市场是效率最高的生产组织方式，但市场会产生巨大不平等，不平等最终会侵蚀民主。所以国家需要税收、再分配、公共福利，保障底层基本生活，削弱财富集中。这就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核心。但文化层面，我对左翼的身份政治持保留态度。我认为民主党过去十几年过度聚焦种族、性别这类文化议题，忽视经济不平等。很多白人劳工感到，民主党精英只关心身份话语，不在乎他们工资停滞、产业外流。左翼应当重新把经济公平放在优先位置。
奥杜尔：那左翼如果上台掌权，会不会同样陷入扩张行政权力、绕过制衡的诱惑？
福山：当然有可能。权力诱惑不分左右。右翼现在拼命削弱司法、独立机构；但左翼一旦掌握行政权，同样会想要绕开繁琐程序，直接推行自己的改革。这就是为什么制度制衡至关重要。无论左翼右翼，都不能相信掌权者会自觉约束自身权力。左翼的优势，是他们真正关心阶级不平等。但左翼也有陷阱：过度的身份话语会割裂大众联盟；同时左翼不能迷信行政命令，不能轻视法治与分权。
奥杜尔：你如何看待佐兰・马姆达尼这类新一代左翼政治人物？
福山：佐兰・马姆达尼在政治策略上相当聪明。他不去纠缠抽象的文化争论，聚焦房租、公共服务这些普通人切身的经济议题。这正是左翼应当做的。但他也面临局限：地方层面的政策空间有限，而且地方政治无法对抗资本的全国性力量，单靠城市政策无法解决全国性财富不平等。
奥杜尔：你在书中讨论“末人”。在今天，“末人”这个概念还成立吗？
福山：尼采笔下的末人，是在舒适的自由主义秩序里，不再愿意为任何宏大理想冒险、牺牲的人。1989年我担心历史终结之后，所有人都会变成末人。但现在看来，我当年低估了人类对“承认”的渴望。即便在富裕稳定的社会，依然会产生大量怨恨。很多人并不满足于物质富足；他们想要尊严、地位、被尊重。当社会无法提供这种承认，民粹主义就会兴起。所以今天的问题不是所有人都变成麻木的末人；恰恰相反，大量民众觉得自己没有获得承认，转而拥抱极端政治。
奥杜尔：很多人拿当下美国类比魏玛德国，你怎么看？
福山：这种类比要非常谨慎。魏玛德国经历一战惨败、恶性通胀，民众储蓄被彻底清零，社会秩序崩溃。今天美国完全不是这个处境，整体和平稳定。但相似之处在于：社会内部存在巨大的身份屈辱感，民众对现有制度失去信任。MAGA右翼宣称美国正在被内部敌人摧毁。这种认知，即便不符合事实，也拥有强大政治动员力。
奥杜尔：气候危机会不会加剧这种世界末日式的情绪？
福山：气候危机确实带来一种生存焦虑。但有意思的是，左右两派的末日叙事不一样。左翼担心生态崩溃。两种灾难叙事并行，加剧社会对立。气候议题是真实挑战，但左翼要小心，不要仅仅依靠末日恐惧动员选民，仍然要把它和普通人的物质利益结合，比如绿色就业、产业转型。
奥杜尔：你怎么看待美国两党制未来走向？
福山：美国政党体系正在重组。旧的保守派联盟已经破裂：一部分传统共和党人变成“永不支持特朗普者”（Never Trumpers），转向民主党；另一部分彻底拥抱民粹民族主义。民主党内部同样分裂：进步左翼与温和建制派持续拉扯。未来一段时间，美国政治极化还会持续。民主制度的存续，取决于各方是否仍然接受选举结果、尊重独立司法。一旦输掉选举的一方彻底拒绝承认结果，宪政危机就会到来。
奥杜尔：你对自由民主的前景，仍然保持乐观吗？
福山：我不是盲目乐观。自由民主面临严峻挑战，不只是美国，匈牙利、土耳其、巴西、印度都能看到威权民粹抬头。但我依然认为，自由民主是目前人类找到的、最能兼顾自由、法治与民众参与的制度。它不是完美的，它需要持续改革：控制财富不平等、修复官僚体系、重建大众对制度的信任。它不会自动存续。自由民主需要人主动捍卫。如果支持民主的群体持续内耗，放任不平等撕裂社会，那么民主就会被侵蚀。
翻译：赵丁琪来源：雅各宾网站2026年9月5日
参考阅读：福山对身份政治的阐释、批评及其谬误
原文网址：福山自称已转变为民主社会主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