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EASTGLORY, 作者：波拿巴拿破仑
建制派皇汉有两种。
第一种建制派皇汉往往于不同的议题和事务中呈现不同的观点和态度，非民族方面力挺建制或提倡实事求是，民族方面表达对汉民族的好感，在建制与民族冲突时闭口不谈态度暧昧，大不了阿巴阿巴，不丢人。
所以这部分建制派皇汉当前的状态比较趋向于“杨坚”，平时以“普六茹坚”的面目存在。
至于“普六茹坚”进入建制并掌握最高权柄后，会不会一转攻势，杀的宇文家血流成河，那就不好说了。昂山恐惧留言日，兆铭大义刺醇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没到那个阶段，就不能提前预判，人不是简单算法的机器。
第二种建制派皇汉则在任何议题和事务中都始终坚定不渝的以民族的利益优先，认为建制必须服务于民族，承认并参与建制，仅出于建制在当下保障民族基本利益和安全的事务上，还算是个趁手兵器的判断。
那我可以明确说，这部分建制派皇汉是毫无存在价值甚至实际存在性质的群体。
因为建制内皇汉截至目前连“高敖曹”都没有。
一钱汉事件是高敖曹最经典的民族主义典故：
时鲜卑共轻华人，唯惮高敖曹。欢号令将士，常鲜卑语，敖曹在列，则为之华言。敖曹返自上洛，欢复以为军司、大都督，统七十六都督。以司空侯景为西道大行台，与敖曹及行台任祥、御史中尉刘贵、豫州刺史尧雄、冀州刺史万俟洛同治兵于虎牢。敖曹与北豫州刺史郑严祖握槊，贵召严祖，敖曹不时遣，枷其使者。使者曰：”枷则易，脱则难。”敖曹以刀就枷刎之，曰：”又何难！”贵不敢校。明日，贵与敖曹坐，外白治河役夫多溺死，贵曰：”一钱汉，随之死！”敖曹怒，拔刀斫贵；贵走出还营，敖曹鸣鼓会兵，欲攻之。侯景、万俟洛共解谕，久之乃止。敖曹尝诣相府，门者不纳，敖曹引弓射之，欢知而不责。
放到近现代，相当于高层开会，段祺瑞说了句“特别要注意反对大汉族主义…是汉族对不起少数民族…”，结果元帅之一的“高敖曹”忍无可忍拍案而起，拔出手枪就要毙了段祺瑞，把段祺瑞吓得当场离席。“高敖曹”不依不饶，马上打电话通知卫戎部队攻打段祺瑞，另外两名元帅匆忙赶过来苦口婆心劝了半天才作罢，史称“第二次府院之争”（雾）。
大道治法，中道治人，小道治事，高欢只做到了治人，不得不依靠具体的人牵制人，这些人纷纷不在大道内，各有其道，才有了与东魏实际统治主体鲜卑勋贵不相为谋的古典皇汉高敖曹，在东魏政权内部的生存空间。
但“我大清远胜大明”，建制之所以为建制，正是做到了统一思想，实现大道治法，法要求你団结，你就必须老老实实的接受，因此以団结为法的建制就根本不可能有高敖曹；没有高敖曹，意味着治人与治事便同皇汉无关，无人无事就无权，无权，在建制中何来价值。
所以在西魏，你是见不到高敖曹的，只能见到杨忠、李虎、李弼这类对法表示服从的人。
高敖曹马槊绝世，左右无不一当百，时人比之项籍，胆力气冠万夫，韩陵之下，风飞电击，但宁折不弯便会四处树敌，一旦虎落平阳必为犬欺。他瞧不起宇文泰，于是建旗盖以陵阵，结果西人尽锐攻之，一军皆没；河阳太守高永乐与他有旧怨隙，他兵败后轻骑东走河阳城，高永洛闭门不受，最终战死。
亮明旗号是很危险的。在中道治人的东魏，高敖曹尚且难免被打击报复，面对大道治法的西魏，更落了个追者斩之以去的下场。建制派皇汉在道不同的建制内，若像高敖曹一般为人处世，大概率也是高敖曹的结局，面对民布，布势必尽锐攻之，这没什么好说的。
西魏容不下高敖曹，第二种建制派皇汉也大多不容于建制，即使短暂栖息，要么被事教人踢出局，要么失望透顶自己走，并且在大道治法的背景下，连如高敖曹般在青史留名的机会，也是没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