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EASTGLORY，作者：波拿巴拿破仑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但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由于汉民族在人口、文化、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绝对优势，汉族的统治阶级又较长时间地掌握着国家政权，并长期对少数民族实行民族压迫和歧视政策，从而造成了少数民族对汉族的不满、戒备、敌视和民族关系的紧张。
从秦统一至1949年，汉人政权在汉地占据部分统治地位的时间约为1820年，非汉人政权在汉地占据部分统治地位的时间约为1006年。
注意，上面内容的前提条件还只是“在汉地占据部分统治地位”，而今日中国的领土范畴还有满（内）蒙疆藏四大板块共482.65万平方公里，超过50%领土占比的四地合计下，抛开难以归类或并立的100-500年，汉人政权的实际控制时间与非汉人政权实际控制时间的比值约为1：2-3注：按照ulus和gurun的标准量身定制，明朝对西藏不实控。
如果说汉族统治阶级在汉地的1800年与非汉地的1单位时间里，就叫长期对少数民族实行民族压迫和歧视政策，从而造成了少数民族对汉族的不满、戒备、敌视和民族关系的紧张；那么非汉族统治阶级在汉地的1000年与非汉地的2-3单位时间里，显然也是长期对汉族实行民族压迫和歧视政策，从而造成了汉族对少数民族不满、戒备、敌视和民族关系的紧张。
国家政权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不是某个民族压迫另一个民族的工具，无论是汉族统治阶级还是少数民族统治阶级，压迫的都是劳动人民，所以把“汉族掌握政权”直接等同于“对少数民族实行民族压迫”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
因此理想状态下，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压迫是不分民族的，只有上位统治者对下位统治者的压迫才可能区分民族，统治者内部相互撕咬、并裹挟被统治者为壮丁投入撕咬的民族斗争，才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表现，因此民族批判与警惕对象高度局限于统治阶级，民族被统治者根本不应替民族统治者担负此类责任。
理想状态下本来是这样的。
但现实和理想不一样，现实是当民族罪行的责任人被高度局限于统治阶级时，有至少那么两个民族的所有成员“一个都不能少”的被完整包含了进去——在统治阶级的民族是ulus和gurun的时代，他俩整个民族都是统治阶级，且如果说ulus还能用“没有四等人制，只是对政令和律令的片面归纳”来给自己粉饰脱罪，gurun已经大张旗鼓明火执仗，毕竟gurun本就要通过这种清晰的边界来确立自己的特殊地位。
结果造成ulus和gurun的时代，国家政权不仅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还是某个民族压迫其他民族的工具。
这与某些人自吹自擂gurun集专制统治术大成一拍即合。
综上所述，真实的前提就是这样的：非汉族的统治阶级也较长时间地掌握着国家政权，并长期、尤以ulus和gurun为代表、对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实行更加残酷的民族压迫和歧视政策，从而造成了汉族对ulus和gurun为代表的少数民族的不满、戒备、敌视和民族关系的紧张。
真理与原文那套违背客观事实的结论与论述截然相反。
进而可得：
1、“我们反对两种民族主义，就是既反对大民族主义（在中国主要是反对大汉族主义），也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特别要注意反对大汉族主义。这两种民族主义都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表现”不成立且事实与之完全相反。
这是因为，非汉族在历史上也长期占有统治地位。
2、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国民党不承认少数民族，只提‘边疆问题’，并且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压迫少数民族，这样就加深了民族隔阂”的推论片面因而不成立且事实与之大相径庭。
事实是，民国建国后的临时约法不仅没有任何不承认少数民族、压迫少数民族的法理，反而明确五族共和的政治纲领；
四一二后的蒋记国民政府与抗战全面爆发后的汪伪政权对少数民族的压迫，是典型的上位统治者对下位统治者的压迫、并裹挟被统治者为壮丁投入撕咬的民族斗争，且二者鼓吹大汉族主义反而证明大汉族主义的不存在——蒋介石模仿纳粹进行阶级调和，出卖民族利益给统治阶级，属于隐性的汉奸；汪精卫在“艳电”后更是妇孺皆知的显性的汉奸；汉奸何来的民族主义？汉奸不存在的民族主义又如何使大汉族主义存在？
如果汉奸说什么就是什么，他们说攘外必先安内和曲线救国的时候，你难道不也应该认为他们真的想要攘外、想要救国？
要否决汉奸就彻底否决，不要选择性否决，选择性就说明你别有用心。
况且与四一二后实际统治大陆部分地区22年的蒋记民国和仅仅存在5年的汪伪政府相比，国祚合计296年的gurun与162年的ulus，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更深度压迫汉族与少数民族，在加深民族隔阂的“贡献”上更加不言而喻。
历史上对汉族的压迫和歧视使得大ulus/gurun主义有着深厚的社会土壤。解放以后，既单方面铲除了满打满算22年的蒋记民国统治阶级内部狗咬狗式的民族压迫和歧视的政治制度，又由于汉地1006年与非汉地1300-2169年长期的历史影响，非汉族社会中对汉族的歧视和不尊重现象在广泛的时间内和广泛程度上坚决存在并感染了非ulus和gurun的诸多民族，这种现象的存在极大地妨碍了民族团结，妨碍了任何真正有利的民族政策的贯彻落实和社会主义总目标的实现。
当然，地方民族主义也是需要反对的倒是没错，“如果在兄弟民族中存在地方民族主义的错误态度的话，发展下去就会产生民族分裂的倾向。”
3、大ulus/gurun主义有时是自觉的，有时则是不自觉的，要充分注意汉族的心理感情。
因此“历史上有大汉族主义思想，现在也还有自觉的或不自觉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当然，不自觉的多，自觉的少”
“任何民族都有它的民族心理感情。汉族因为居于优势地位对少数民族的心理感情是不容易体会的。”
“我们的干部，在处理民族问题的时候，大汉族主义常常会不自觉的表露出来。就是很注意这个问题了，有时也不免会有一些疏忽。所以，我们在工作中要处处谨慎，否则小事情会变成大事情，局部性问题会变为全局性问题，即刻就会闯出乱子来。”
三者皆不成立且事实与之完全相反。
汉族在历史上长期的被压迫地位，使得他们在与少数民族的交往中对涉及他们民族的问题十分敏感，经常表现出对于少数民族的戒备和怀疑，这一点并没有随着新中国的建立而自然消除。而少数民族同志和基于错误前提倡导团结实际巴结的群体，对此不警惕、不谨慎，往往就会在不自觉中犯大ulus/gurun主义的错误。
因此，在各民族的相处中，“汉族一定要自觉，遇事应多责备自己，要严于责己，宽于待人。这样少数民族也就会跟着汉族的样子做，各个民族就会真正自愿地合起来。”就不成立且事实与之完全相反，反对自觉的大ulus/gurun主义，也反对和警惕不自觉的大ulus/gurun主义，这才是严密细致的工作作风在民族问题上的体现，才能切实揭示目前在民族问题上存在的普遍现象，且这种揭示具有长期不失儆戒的意义。
4、“历史上是汉族对不起少数民族，现在我们应‘代为受过’，向少数民族赔不是。”
“我国有些少数民族，原来是居住在中原的，后来汉族逐渐发展，就把他们挤到边疆去了。汉族人口多，所居住地区的地理气候条件好，经济、文化也比较先进，处在有利的地位，这样汉族就逐步地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两者皆不成立且事实与之完全相反。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是从低级到高级，生产力从落后到先进，人口增长是生产力发展的自然结果。汉族先民选择在中原发展，是因为那里适合劳动生产、适合人类生存，这是人类适应自然、改造自然的正常过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
如果人口多了、发展了，就是把少数民族挤到边疆的原罪，“经济、文化也比较先进，处在有利的地位”，言下之意汉族发展得好是一种“罪过”，那么按照这种逻辑，人类不应该发展生产力，应该让所有民族都停留在原始状态，那才叫“平等”。
另外必须补充的是，“人口多，所居住地区的地理气候条件好，经济、文化也比较先进，处在有利的地位”既不等于能够取得政治统治，也不等于在政治统治的时间和范畴上也“处在有利的地位”，自然更不等于一个民族或这个民族的某个个体的政治统治事实必须与 “人口多，所居住地区的地理气候条件好，经济、文化也比较先进，处在有利的地位”挂钩——ulus人和gurun人可以很穷，可以大老粗，可以落魄的给汉人扛活，但只要身处ulus和gurun，他们统治阶级的政治身份就是固定的，你一穷二白只能说明你的财政出了问题，连统治阶级自己都养不起，而不是统治阶级的成员因此就被开除统治阶级了。
非汉族统治阶级长期地掌握着中国的政权，对汉族实行政治上的压迫和经济上的剥削，近古以来的ulus和gurun实行的民族压迫政策更加深了民族之间的矛盾，因此“在汉族同少数民族的关系上，是汉族对不起少数民族。今后我们汉族同志要代为受过，向他们赔不是。”的这些论述违反了列宁主义在民族问题上的一条原则：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以后，压迫民族，即大民族要以对待自己的不平等来抵偿社会上实际形成的不乎等，它便在实践中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5、反对大ulus/gurun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根本目的在于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则——
“我们反对两种民族主义，必须从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这个共同目标出发。如果没有这个共同目标，就反对不了两种民族主义。”
“要把我国各民族经济、文化事实上不平等的现状逐步加以改变，为共同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而努力，这就需要各民族互相团结，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来批评。汉族同志中如果确实有大汉族主义的倾向和错误，就批评具体的人和具体的事，而不要简单地、不加分析地指责，不要对汉族的整体产生怀疑、不信任。不然就会助长民族分裂的倾向，不能达到民族间的团结。”就事实性弄错、弄反了批判方向。
从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这个共同目标出发，必须反对大ulus/gurun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主要是反对大ulus/gurun主义，且“汉族同志中如果确实有大汉族主义的倾向和错误，就批评具体的人和具体的事，而不要简单地、不加分析地指责，不要对汉族的整体产生怀疑、不信任”也与前引的大多数对汉族的口诛笔伐自相矛盾。
尤其要指出，这些人自来喜欢玩弄文字游戏，就比如在民族问题上抨击汉族时，把汉族统治阶级与非汉族统治阶级的狗咬狗污蔑到全汉族头上，简单地、不加分析地指责汉族，对汉族的整体产生怀疑、不信任；轮到ulus和gurun时，却又一口一个统治阶级、阶级矛盾、开始批评起具体的人和具体的事，到最后再来一句“封建王朝都一样”。
“祖国统一是全国各民族的最高利益。”共同目标和团结这一点的确十分重要，因为少数民族，尤其是ulus人和gurun人最应该时刻牢记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时刻不忘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从维护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和团结统一、从建设我们社会主义祖国这一共同目标出发批评地方民族主义和大ulus/gurun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