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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今日头条等, 作者:覃仕勇说史,等

评论:无可置疑的事实是,西安事变实际是中国革命的转折点,而它正是在斯大林的强力干预下完成的。坏事大逆转成了好事。斯大林的判断和做法完全正确,且最大受益者就是中共。主流说法都是意气用事,甚至睁眼说瞎话。更重要的,长期以来未被认真研究的问题是,西安事变究竟是谁策划的?杨虎城、张学良这样的角色不可能在没有得到外部支持承诺的背景下做出如此激烈的也难以收拾的举动。延安方面授意的?似乎也不是,那么他是谁?

收录一些有关文章,仅作为信息和资料而不必在意其观点,供思考。(褚毅平)

文一、斯大林:西安事变是”日本阴谋”

张学良的贴身警卫长,一名 26
岁的上尉, 随后带领 200 人赶赴临
潼,12 日上午 55时, 他在那里领导
了对蒋的住宅的突袭。 总司令的卫
队抵抗了

了足够长的时间, 好让蒋介
石逃往避暑地后面的那块覆盖着白
雪的岩石山坡。两个小时以后,他在
一个狭小的山洞里被找到了, 只穿
着一件睡衣,冷得直哆嗦,在逃亡
的极度惊慌之中失落了他的假牙,
几乎不能说话。 伏在那位年轻上尉
的背上,他从那个不算尊贵的藏身
之地被带出来,又坐上汽车被送进
城里。 在那里张学良为他所遭受到
的凄惨待遇连声道歉,向他保证他
个人的安全,然后重复他自夏天以
来一直在提出的要求:蒋改变他的
政策,并抵抗日本。
共产党人,包括领导人和士兵,
都狂喜地接收了这个消息。 当晚在
一次群众集会上,毛泽东、朱德和周
恩来要求审判蒋。“我们这时为之扬
眉吐气,”张国焘以后回忆说,“似乎
一切都可迎刃而解。 ”
第二天早晨在政治局的一次会
议上,朱德、张国焘和其余大多数领
导层的成员议论说, 被俘的总司令
应予处死。 他不仅发动了一场残酷
的内战, 以一种可耻的绥靖政策背
信弃义地勾结日本,通敌卖国,而且
只是在数日前他还最后拒绝了共产
党提出的一项和解,宁可继续“剿
匪”而不搞民族抗战。 在做总结时,
毛宣布说,适当的过程应是,把蒋
押上“人民的审判台”以公开揭露
他的罪行。 与此同时,一方面应当
做出艰苦的努力以争取南京政府
内左、中翼派别对一个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的支持,另一方面也要防止
国民党右翼领导人以武力平息西
安兵变的动向。
在那个周末的一系列电报中,
党的立场被传达给张学良。 毛和周
在电文中强调了红军保持与少帅行
动一致性, 及他们的使西北成为战
争的大本营的决心。
然而,几乎就在同时,中共的计
谋开始化解了。
张明确表示,他的目标不是惩
罚蒋介石,而是如他在政变当日早
晨通报南京政府的“致全国电”中
所说的,迫使蒋“补赎前愆”:东北
沦亡,时逾五载。 国权凌夷、疆土日
盛……凡属国人,无不痛心…..蒋委
员长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
咎深,学良等涕泣进谏,屡遭重斥。
昨西安学生举行救国运动,竟嗾使
警察枪杀爱国幼童, 稍具人心,孰
忍出此! 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
视,因对介公作最后之诤谏,保其
安全,促其反省。
这就意味着, 一旦大元帅接受
兵变者的要求, 这些要求也反应了
共产党人一直在做的要求——亦
即,应扩大政府,包容所有爱国党派
的代表;应停止内战;应恢复政治自
由;未来的政策应根据“民族救亡”
(即抵抗日本)的原则,他就应当继
续作为国家领袖。
同时,在南京,蒋的被拘押触发
了一场尖锐的斗争, 一方是他的令
人尊敬的妻子宋美龄所领导的他的
拥戴者们,他们力促和平解决;另一
方是军政部长何应钦所领导的右翼
与亲日派领导人的松散联盟, 他们
想要轰炸西安,实行大规模的征讨。
宋美龄略占上风,但是很明显,如果
和平努力陷入泥潭, 接下来的就会
是军事进攻。
因此,12 月 17 日到周恩来经
过一段从保安出发, 骑在骡背上到
延安, 又是长时间的等待张派飞机
来接,及至飞抵西安时为止,时局已
经大变。 南京的力量对比正朝着中
共所不希望的方向转变。 审判蒋的
主张开始显得不那么有吸引力。 就
在这个关头, 斯大林插手了——而
且是以这样一种不经意的沙文主义
方式, 对中共的利益采取如此轻蔑
的态度, 以至于毛气得都说不出话
来。远非一次“革命事件”,这位苏联
领导人提出,张的兵变是“另一次日
本阴谋…… 其目的是阻挠中国的统
一并破坏高涨中的抗日运动”。从表
面上看,这是一项鲁莽的声明,连国
民党都瞧着它很可笑。 在一份抵达
保安的时间与周恩来到达西安的时
间相仿的电报中, 共产国际总书记
乔治·季米特洛夫对说张的行动“客
观上损害” 了反日团结是什么意思
作了解释,并建议中共“争取和平解
决这一事件”。以后逐渐显现出来的
真正原因是,11 月份, 在毛不知就
里的情况下, 斯大林决定做
出新的尝试争取国民党政府
成为一个盟友, 反对刚刚由
日本和德国建立起来的反共
产国际的协定, 在莫斯科举
行了中苏安全条约的谈判。
蒋的被捕使这一切化为疑
云。 对斯大林来说,中共关心
些什么是不相干的事, 阻碍
世界主要社会主义国家的高
于一切的国家利益的任何事
情,都是不能被允许的。
莫斯科与中共领导层之间的磨
擦很难说是新闻了。 但是,在以前,
责难的问题总是很微妙的。 谁能够
肯定地说, 莫斯科就不兴犯什么过
错, 或者继任的中国领导人就不会
误解了莫斯科的路线?
1936 年斯大林的谕旨可就不
一样了。 苏联的绝对可靠与同志情
谊的神话给摔得粉碎。
他的调停更是十分难堪的,因
为到最后,这次事件什么也没有改
变。 中共业已接受,无论张学良的
姿态和南京方面的发展如何,除寻
求一项和平结果外, 它无可选择。
斯大林下令的效果只能是暗中动
摇毛的地位,毁掉共产党人在张学
良眼中的可靠性,并且,至少在理
论上,在蒋介石走向谈判桌的动机
上改观颇多。
然而,到那时为止,事态已经发
展出一种自身的动力来了。 总司令
本人已经清醒过来,主张调停了。 22
日, 宋美龄与她的兄长宋子文也到
了西安, 与张学良和周恩来举行会
谈。就像突然而起那样,这场风波也
突然结束了。圣诞节那天,蒋飞回南
京。少帅为显示忠诚起见,也与他一
起去了。
总司令被囚禁时紧闭着的大门
后面究竟发生了什么? 这可是见仁
见智的事情了。
在他随后的公开声明中, 蒋坚
持说他曾坚定地拒绝加入政治会
谈,也没有签署过任何东西。从技术
上说,这是真实的。 周恩来对毛说,
谈判是在与宋氏兄妹间进行的,但
那只是他们就张学良的主要要求达
成共识之后, 在此之前总司令曾给
予周一项口头承诺——他会无保留
地接受做出的决定。毛的判断是,蒋
依然暖昧和推托, 因此没法子知道
他是否会执行他现在否认所达成的
协议,而且,即使他这样做,那也是
在威逼之下做出来的。 第一个迹象
与往常一样糟糕。 少帅这个牺牲品
被送上军事法庭并被判十年监禁,
又蒙特赦被软禁在家中, 从那时起
直到五十多年以后在台湾过他的
90 岁生日时,他才重获自由。 而就
是由于他的鲁莽的举动才使得协商
成为可能。 远不如蒋所承诺的向后
转, 国民党反而增派了援军。 在南
京,压力迫使他再进行一次征伐。张
的军队开始建筑防御工事, 并且在
1937 年 1 月,毛对红军说,必须“坚
定地进行战备”。 两个月以后,危机
过去了。蒋和周恩来恢复了接触,开
始是间接的,然后是面对面的。但是
期盼中的联合战线还是像以往那样
难以捉摸。在整个的春季和初夏,双
方还是就从红军应有的师的数量到
他们的帽子上应该佩戴哪一种徽记
这一类问题争执不休。
以后, 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同
样声明,西安事件是转折点,是一个
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重要时刻。 毛
在蒋获释后不久对政治局说, 如果
同国民党的停战付诸实施的话,那
也不是因为总司令做过的承诺,而
是由于“形势使然,别无选择”,这也
许更接近事实。 西安的事态只不过
是一种催化剂, 而不是所涉问题的
主导因素。 直到 7 月 7 日,当日本军
队占领距北京 8 公里的、 曾以中世
纪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的名字
命名的卢沟桥附近的一个重要铁路
枢纽站时,太平洋战争也就开始了。
甚至到那时为止, 总司令还是
踌躇不前。 日本人进攻一星期后,他
还是不愿意红军开赴前线。 在一封
致中革军委的电报中,毛提请注意:
不可让蒋感觉到他被逼上了悬崖。
我们的责任现在是鼓励他迈出建立
统一战线的最后一步——这一点上
可能还会出现问题。 我们已经到了
确定的时刻, 这将决定我们国家的
生存与否。 现在到了蒋介石和国民
党必须全盘改变其政策的时候了。
我们所做的一切必须与这一总路线
相一致。
1937 年 7 月 15 日,就在毛签署
了这封电报的几天之后, 周恩来去
了庐山, 与蒋介石举行了当年的第
三次会晤。 周交给蒋一份宣言草案,
重复了早先共产党的各项提议,并
保证了共产党对国民党创始人孙中
山发动的民主革命的支持。 作为回
报,他说,中共只有两项实际要求:
一是对日开战;二是“民主”——共
产党活动合法化的替换词。
蒋还是裹足不前。 7 月 28 日,
毛发出最后通牒:以朱德为总司令、
彭德怀为副总司令的红军, 将于 8
月 20 日开赴前线,而无论国民党同
意与否。
第二天,日本军队占领北京,当
月 30 日占领天津。十天又过去了。8
月 13 日,他们又进攻上海,直接威
胁到蒋本人的权力基础。 抉择已经
无可推延。“去告诉周恩来,”他对
一名助手指示说,“共产党应该马上
派出他们的军队。 他们不要再等待
了。 ”不久后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
革命军第八路军。
最后,9 月 22 日,国民党发布了
周恩来两个月前递交的宣言, 总司
令亲自宣布, 在国家的利益上重新
恢复统一战线。
蒋之不愿意中止交易是可以理
解的。 在过去十年当中,他成功地将
共产党赶进荒野, 逼上了中国政治
生活的边缘,现在,他们又回到了政
治中心,成为一个具有宪法地位、全
国性大舞台和一个被认可的国家级
的合法政党。
(据《环球时报》)

来源:https://paper.dzwww.com/ncdz/data/20090205/5/pdf/B1.pdf

文二、西安事变期间中共中央13日会议新考

陆 旸 孙果达

1936年12月12日发生的西安事变是中国现代历史上一次重大的突发事件,南京国民党政府与世界各主要大国反应强烈,纷纷在当天召开了重要会议商讨对策。但令人奇怪的是,我们遍寻公开出版的年谱、传记,看不到中共中央任何开会的记录,直到13日上午才有召开政治局会议的记载。事实到底是怎样的呢?

一、中共中央12日做出的重要决定

从现有史料看,中共中央12日发出了许多电报,其中起码有三份重要电报是必须开会决定的。

第一份是12日当天发给刘少奇的,明确七项“我们的任务”,其中包括拥护张学良、杨虎城的革命行动,立即在西安召集抗日救亡代表大会,防止日本乘机发动侵略,发动抗日派、严防亲日派,稳定与争取各实力派积极站在抗日救亡方面,争取英、美、法三国的谅解与赞助等。任务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号召人民及救亡领袖,要求南京明令罢免蒋介石,并交人民审判。”(《中共中央书记处致胡服电——关于西安事变后我们的任务的指示》(1936年12月12日),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316页。)这份电报是中共中央对事变的指示,内容考虑周详,面面俱到,应当是经过了中共中央会议的详细讨论。

第二份是12日24时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共产国际书记处,内容包括在西安召集抗日救国代表大会、组织抗日联军、争取南京国民党政府、争取蒋军全部等,并说“恩来日内即去”西安。其中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处理事变的组织措施,“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组成三人委员会,叶剑英为参谋,主持大计”;二是请求苏联“赞助我们这些步骤”,并“用大力援助中国”。 (张友坤、钱进、李学群编著《张学良年谱》(修订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802、803页。)这份电报是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汇报“我们的步骤”,以及要求苏联对事变的全面支持,并请求苏联将意见“速告”,亦应当是中共中央会议的重要决议。

第三份是中共中央13日凌晨4时致共产国际的,主要汇报了中共中央对事变的党内政策,内容与12日给刘少奇的电报基本相同,其中最重要的是提出了新的策略:“为稳定并争取蒋介石之部下及资产阶级计,我们站在西安事变的侧面说话,并在数日内不发表公开宣言,以减少日本及汉奸认为西安事变是共产党主动的造谣所能发生的影响。”这份电报除了补充前份电报未涉及的情况和对策,对苏联的态度依然一无所知,因此再次要求“你们的指示望速告”。(张友坤、钱进、李学群编著《张学良年谱》(修订版),第825页。)

以上三份电报的内容大致可概括为四点:支持西安事变,争取南京国民党政府,罢免和审判蒋介石,要求苏联援助。这表明在12日当天至13日凌晨4时之前,中共中央已经形成了处理事变的共识和应对事变比较完整的方针政策。

二、中共中央为什么要在13日开会

数小时后,中共中央举行13日会议,“恩来日内即去”西安也被迫取消。或许由于对原先的决定印象深刻,张国焘在回忆中误以为“周恩来于十三日抵达西安”(张国焘:《我的回忆》(下),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478页。)。究其原因很简单:13日凌晨4时前中共中央作出一系列决策之时,对苏联的态度一无所知;苏联的回电大出意料之外,使得中共中央不得不召开紧急会议,重新商讨对策。

这是一份“斯大林亲自起草的给中共中央的回电”(鱼汲胜:《共产国际、苏联及各国对西安事变的反应大事记》,《理论导刊》1986年第11期。)。“根据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马贵凡的说法,‘莫斯科回电’确有其物。他在时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工作人员郭绍棠的俄文版回忆录中找到了佐证。按照郭绍棠的回忆,1936年12月13日也就是西安事变发生第二天,共产国际执委会从莫斯科向中共复电。” (《莫斯科电报有没有起作用?》,《北京日报》2006年12月11日。)

对斯大林的回电,张国焘回忆“于十三日的晚间到达了”( 张国焘:《我的回忆》(下),第477页。),这应当是张国焘的回忆出了差错,即把13日天亮前的黑夜,误记为13日的晚间,笔者的理由有二:

一是苏联反对西安事变的态度是在13日晨公开宣布的。按照惯例,涉及中共中央的重大对华政策,苏联总会事先通气。莫斯科不大可能颠倒组织程序,先在报刊上公开谴责事变再通知中共中央,更不可能在中共中央12日24时、13日凌晨4时两次要求苏联“速告”时,并冒着蒋介石随时可能送命的巨大风险,拖延整整一天到13日深夜才给中共中央复电。

二是宋庆龄13日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宋庆龄当时负责向中共中央转达斯大林的电报:“12日,宋庆龄几乎是毫无保留地支持张学良,13日白天她却要去西安劝张释蒋。” (毕万闻:《斯大林宋庆龄与西安事变》,《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5期。)宋庆龄突然改变立场,与斯大林13日凌晨4时后的电报及中共中央13日白天的会议,在时间上完全吻合。

三、中共中央13日会议的主要内容

斯大林的复电虽然很长,但中心内容却是简单明了的三项:谴责西安事变,蒋介石领导抗日,必须“释蒋”。对照中共中央12日夜间和13日凌晨给共产国际的两份电报,无疑是针锋相对的回复。因此,中共中央13日会议着重讨论了苏联复电中的三项议题:对西安事变的认识,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地位,蒋介石的命运。

“会议由张闻天主持,中央军委主席、负责对国民党工作的毛泽东作报告,他热情称赞和充分肯定张、杨发动的西安事变。他说,西安事变具有革命意义,其行动和纲领都有积极意义;中国共产党对这一事变的态度,不是反对和中立,而应旗帜鲜明地拥护和支持。对上述两点,在讨论时与会者都表示同意。”(李新、陈铁健:《中国新民主主义通史》第6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84页。)这表明中共中央没有理会斯大林对西安事变的否定,仍然坚定不移地支持张学良。

但会议对后两项议题即如何对待南京国民党政府、如何处置蒋介石的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

毛泽东认为:“我们应以西安为中心,以西北为抗日前线,来影响和领导全国,形成抗日战线的中心。围绕这一环,我们要向人民揭露蒋介石的罪恶,稳定黄埔系、CC派,推动元老派、欧美派以及其他杂派赞助西安事变。”(《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21页。)

但张闻天的观点不同:“对妥协派应尽量争取,与分化、孤立,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方式(实际是政权形式)。”他发言的结语是:“我们的方针: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张培森、程中原、曾彦修:《张闻天与西安事变》,《党的文献》1988年第3期。)张闻天不主张“除蒋”及以西安代替南京。

博古的观点发生了改变:“在张闻天发言后,博古作补充发言。此前他第一次发言时曾赞同‘审蒋’主张,这次补充发言则修正了自己的看法,强调把西安事变看成是抗日的旗帜,而不是抗日反蒋的旗帜。”(李新、陈铁健:《中国新民主主义通史》第6卷,第686页。)

周恩来的态度是:“在军事上我们要准备打,但在政治上不与南京政府对立。要在实际工作中起领导作用,深入发动群众,以群众团体名义欢迎各方代表来西安参加救国会议。”(《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39页。)周恩来的发言既强调“不与南京政府对立”,又强调西安“起领导作用”,对是否“除蒋”介乎于毛泽东、张闻天之间。

会议最大的分歧是对蒋介石的处置。毛泽东在会上“要求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认为“把蒋除掉,无论在哪方面,都有好处”。“当时有几位同志发言都曾经设想过把蒋介石的个人罪行同南京政府加以分开,即使不得已‘除’了蒋,还是要更好地把南京争取到抗日方面来。”(张培森、程中原、曾彦修:《张闻天与西安事变》,《党的文献》1988年第3期。)

必须指出的是,因事发突然,会议难有共识实属正常,而随着事态的发展,中共中央也就逐步统一了思想。但在最初几天里,一时还无法消除分歧。14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及红军各方面军负责人等联名致电张学良、杨虎城:“表示红军及全苏区人民坚决赞助二将军领导之革命事业。”(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毛泽东军事年谱(1927—1958)》,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0—161页。) 15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及红军各方面军负责人等又联名发表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政府公开电,其中坚决要求“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红军将领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1936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第320页。)。由于张闻天、博古既不同意也不签名,这两份重要电报没有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而以个人的名义发表。

在斯大林的巨大压力、继续支持张学良与坚持“除蒋”之间取得平衡,中共中央几乎竭尽全力。周恩来后来说:“我们整整一个星期没有睡觉,力图作出决定”,“这是我们一生中最难作出的决定。”(〔美〕埃德加?斯诺:《红色中华散记》,奚博铨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页。)刘少奇事后谈到这个问题时说:“在西安事变中我们虽然执行了正确的政策,但发生很大的动摇,在政治上引起了极大的纷乱与广大群众对我们的误解。”(刘少奇:《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1937年3月4日),《六大以来》(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08页。)

对13日会议,马贵凡认为,尽管“收到了‘莫斯科回电’,中共中央经过研究还是坚持了既定方针”(《莫斯科电报有没有起作用?》,《北京日报》2006年12月11日。),会议虽然没有达成完全共识,但顶住了巨大压力继续支持西安事变。就此而言,中共中央13日会议的独立自主精神是显而易见的。

〔作者陆旸,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讲师;孙果达,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教授〕

来源:http://dangshi.people.com.cn/n/2012/1115/c85037-19594541.html

文三:西安事变爆发,斯大林发来指示电,毛主席怒极而笑,一把将之撕碎

老覃在前些天写了《张学良为何倒向弱小的红军?毛主席制定的西北计划让他难以抗拒》一文,详细讲述了毛主席在红军处于绝境之中苦苦谋求出路,最终利用仅有的条件和仅有资源制订出一个让张学良难以抗拒西北大联合计划——红军与东北军联合建立西北国防政府。彼时,将由张学良担任政府主席及抗日联军总司令,中共方面负责努力“打通苏联”,获取国际援助,从而形成西北大联合的抗日局面。

张学良不惜与老蒋闹掰,就是看准了和中共的联合可以获得苏联的支持,那样的话,东三省可望收复,国仇家恨可望得报,耻辱可望得雪。

但是,老覃在随后写的《西路军渡河后,苏联的援助为何没有了?毛主席他们的处境有多难?》一文中也说了:斯大林之所以在共产国际“七大”会上向林育英许诺援助中共1000吨军火,并非出于社会意识形态上的原因,而是为了维护其自身利益。

究其原因,是德国已和日本对上眼了,而且,这两个国家都对苏联不怀好意。为了预防不测,他想开辟中国战场,让中国人帮助自己对付日本人,避免苏联出现两线作战的危险局面。

但是,1936年8月,日本广田内阁搞出了一个北进政策,并将之列为日本国策,这,就摆明了日本要跟苏联开干了。

斯大林抓狂不已。

在他看来,中共的力量太过弱小了,想要在短期内壮大起来的可能性不大,他准备把宝押在了老蒋身上,积极向老蒋示好。

斯大林的这点小心思,毛主席和老蒋都能猜得到。

毛主席看到斯大林通过共产国际发来的指示——“现在不是扩大苏区和发展红军的时机”,已经敏锐地感觉到苏联的援助可能会泡汤,他决定快刀斩乱麻,趁苏联尚未彻底形成决策前,拿到那批早已经准备好的军事援助。

1936年8月25日,他给在莫斯科的王明发去了一封措辞迫切而强烈的电报,表示:无论如何困难,我们都会接近新疆与外蒙,拿到那批援助。

就因为形势是如此紧迫,三大主力红军刚刚会师,夺取宁夏计划就仓促展开了。

老蒋那边当然也希望得到苏联的援助来对付日本,但他眼看红军已经被围困喘不过气来了,似乎,“清除内患”就在翻掌之间了,他一边跟苏联谈判互助协议的细节,一边加大围剿陕北红军的力度。

斯大林也是明白人,他从苏联自身的安全角度出发,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让中国尽快结束内战。

这种情况下,他不但不会给中共提供援助,还变着法子劝中共全面接受南京政府的招安,要中共服从共产国际的安排。

老蒋呢,认为自己胜利在即,开出的招安条件极其严苛——“由南京政府收编红军。师以上干部一律出洋,整编过渡期间只可暂留3000人”。

这样的条件,毛主席岂能答应?

从1927年到1936年,这差不多10的时间里,多少共产党员为了中国的革命事业抛头颅,洒热血,岂能因为你斯大林这轻飘飘的一句话,便让这些先烈的血白流?

毛主席的不妥协,招致了老蒋对红军更加疯狂的围剿。

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却通过外交部向老蒋表示“中国内政,不便干涉”。

这里面的潜台词,老蒋懂。

苏联、中共、老蒋这三方博弈正激烈,冷不防张学良发起了震惊世人的“西安事变”!

不用说,张学良此举是捅破天了。

局势一下子变了。

老蒋方面自然是不用说了,成了阶下囚,吃了哑巴亏,憋了一肚子窝囊气。

斯大林则是直接掀桌子。

据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日记记述,共产国际领导人是在12月13日得到有关西安事变的消息的。当时,有人当即对西安事变作了肯定,中共代表团团长王明向斯大林建议枪毙蒋介石。

斯大林在12月14日晚打电话给季米特洛夫,怒气冲冲地质问道:“中国的西安事变是在你的许可下发生的吗?”

季米特洛夫表示此事是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发生的。

斯大林怒气不减,又问:“共产国际内的王明是挑衅者吗?他为什么发电报给中共中央,要求他们枪毙蒋介石?”

斯大林其实在12月13日通过宋庆龄的电台,亲自给中共中央发电报,要求“中共应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将蒋介石释放”。

斯诺在其著述《红色中华散记》中,引用了他1937年11月2日在上海与宋庆龄的一次谈话后所记的日记,说宋庆龄告诉他:斯大林这份电报的内容是:“中共必须运用他们的影响释放蒋,否则莫斯科将把他们谴责为‘土匪’,向全世界公开批判。”

而季米特洛夫震慑于斯大林的态度,于12月16日致电中共中央,重申苏联的政策,最后一句特别强调:“收到此电后请速确认。”

此外,在12月14日,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发表题为《中国发生事变》的社论,指称扣押蒋介石是日本人的阴谋,把张学良同亲日派首领汪精卫联系在一起;而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国际通讯》紧随其后,著文斥责张学良为“叛徒”、“强盗”。

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在斯大林的授意下还专门向孔祥熙表示:苏联政府与西安事变没有半毛钱关系。

老覃在上个月写的《1936年,张学良请求和红军联合,遭拒绝后,由衷慨叹:毛主席真伟大》一文中说了,早在1936年9月1日,毛主席就代表中共中央起草了《中央关于逼蒋抗日的指示》,把“反蒋抗日”的方针改为了“逼蒋抗日”。

而在随后写的《西安事变爆发,张国焘大发议论,其见识和毛主席相比,实在差得远》一文中提到:张学良、杨虎城在发动事变后联名发给毛主席和中共中央的电报,邀请中共派代表团去西安共商抗日救国大计。毛主席当即召集了周恩来、张闻天等人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议上决定了“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和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的方针。

会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李克农组成中共代表团,前往西安协助张学良。

对于斯大林发来的颐指气使的“密电”,毛主席怒极而笑,一下子把它撕得粉碎。他故意在收到季米特洛夫来电之后再拖延了两天,即在12月18日,才以不屑一顾的方式轻蔑回电:“勤务组弄错了,完全译不出,请即检查重发,至要。”

毛主席此举是在向斯大林表示:苏联与中国共产党不存在上下级的组织关系,无需单独回电。不过,张学良是非常在乎苏联方面对西安事变的反应的,他在12月17日晨致电毛主席,问:“国际对西安“一二·一二”革命有何批评?乞告。”

鉴于《真理报》《国际通讯》等报的舆论方向对张学良不利,毛主席轻描淡写地答复道:“惟远方政府目前为应付外交,或尚不能公开赞助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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